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高等学校分类者们往往不忘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归纳其研究的正当性。而在中国，该问题的提出往往基于“分类—定位”政策假设：稀缺的高等教育资源总是面临来自个体高等学校间“非理性的”定位实践的压力，高等学校分类体系的建立则有望为个体机构的办学活动和高等教育的资源分配方式提供某种参照系，进而实现高等教育功能和资源利用率的最大化，形成良好的高等教育发展秩序。本书正是笔者沿着对这一政策假设的追溯和反思而产生的结果。

一 问题的提出

高等学校分类的理由几乎随手可得，理论层面则主要源于高等教育认识论的需要。中世纪大学诞生以来，随着高等教育日益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高等教育的属性、功能、类型、形式的变化引发了学界对高等学校或大学本质属性的各种表述和重申。大学的功能并不限于教学科研范畴，而已成为“思想库”“智囊团”“人才基地”“技术孵化器”和“社会的良心”。高等教育的组织形式也将冲破传统的大学围墙，科研院所、企业组织、社区甚至网络都有望成为高等教育的载体。大学的多样化呼唤新的组织分类法。

高等学校分类如果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其中的难点主要在于分类标准的选择、指标体系的构建、数据的可得性等方面。在备受争议的大学排行榜的制定者看来，这些技术难题相对不是那么成问题。然而，高等学校分类经常被视为诸项实务的前提。人们批评大学排名表不是基于分类而是将所有的高等学校归在一起进行非对称的打分；人们在批评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率低、个体机构定位失当时，认为是高等学校分类体系的缺位使然。随着20世纪末扩招以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迅猛推进，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在宏观管理体制、微观运行机制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高等学校分类不仅触及到组织认识论的理论层面，而且越发深入地影响了如何重新调整高等教育功能、实现高等教育体系优化等这些实践活动。

事实上，高等学校分类从来都不是一元的理论问题。随着分类研究的大量涌现，中国高等学校分类研究与分类发展实践之间的鸿沟却一直无法得到填补。学界将高等学校分类分为两种类型，即描述性分类与规定性分类。高等学校分类研究最早源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的需要，通过分类指标体系设计指导高等学校分类发展的意图非常明确。这与国外尤其是美国卡内基式分类研究的初衷迥异。中国高等学校分类有着这样的操作假设：通过学术性的分类研究，建立较为完善的高等学校分类体系，配以拨款、评估、行政指导等分类管理手段，实现高等教育功能的最大化，提高高等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

这只是一种富于理想的制度设计。实践层面，伴随宏观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变迁，以分类体系规制高等学校办学行为一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基因。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每次高等教育改革都涉及高等学校分类体系的设计，高等学校的发展从来都是在稳健的分类政策指导下实现的。从1952年的院系调整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高等学校分类发展的教育政策导向贯穿其中，其差别只是政府干预的手段不同而已。但是，“211工程”、“985工程”等行政化、“圈层式的”分类法很难说是依据学术性的分类研究而得到的“定位标杆”，如何通过分类设计指导个体高等学校定位一直是个未解的多元方程。

理想与实践的脱离同样见诸高等学校分类研究的各种成果。中国学界关于高等学校分类的研究发轫于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前后，迄今已有30年历史。从对卡内基分类体系的介绍和模仿到对中国分类体系的设计，分类的研究成果不可谓不丰富。然而，论者依然认为“中国还没有建立公认的高等学校分类体系”。

为什么中国还不能形成“公认的”高等学校分类体系？现有高等学校的分类研究为什么仍不能指导高等学校的分类发展实践？曾最早对中国高等学校分类进行过系统定量研究的马陆亭也不得不改变其最初的分类设计，构造出高等学校学术性分类与操作性分类两套体系。是否可以这样说，作为分类理论研究与分类发展实践间的矛盾，未必仅是“数据的不可得，指标体系的不完善”、“分类名称的合理性”等一些技术上的不足和缺陷造成。中国高等学校分类研究过于注重分类结果，一个值得引起重视的现象就是：分类研究的理论严重缺失，因分类方法失范而产生的是大量随意性或理想化的分类体系。许多研究并未处理好现实性分类与发展性分类、学术性分类与规划性分类（设置）的关系，或倾向于对中国现时高等学校类型进行描述，以至于将分类研究服务于分类实践的前提抛弃；或专注于发展性分类的设置，从而最多成为一种纯“理论式”的分类探讨，甚至“为分类而分类”。

总之，中国高等学校分类研究以分类有助于促进高等学校合理定位、进而实现高等教育体系优化为研究基点。然而，囿于分类方法的缺失，分类研究和实践间的鸿沟仍有待跨越。有鉴于此，本书以“高等学校分类方法研究”为选题，正是基于以“分类—定位”假设为主要特征的中国高等学校分类问题而提出的一项必要的尝试性研究。

二 研究意义

本书以分类方法作为切入点，通过透析中国高等学校分类理论和实践的困境，反思和构建组织分类法的方法，对于相关研究具有普遍的理论借鉴意义。同时，本书并不止于理论上的讨论，而是与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实际紧密联系起来，试图为组织分类管理和分类发展提供现实的实践构想。

本书的理论意义主要表现在对高等学校分类方法的拓展和对高等学校认识的深化两个方面。

其一，本书有助于丰富和完善高等学校分类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体系。分类总是基于一定的认知假设和目的而进行的主观能动行为，因此它本质上属于认识论层面的研究主题，需要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体系作为支撑，而这正是当前分类研究面临的困境所在，很少有研究对“为什么分类、如何分类”作细致的前提性分析，造成分类标准、方法、理论依据的选择，甚至分类结果都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因此，本书从中国高等学校分类研究的政策假设入手，在分析和综合各种成熟分类体系的基础上，总结高等学校分类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进而为相关研究提供有益的理论指引。

其二，本书有助于深化对高等教育、高等学校本质的认识。什么是大学，大学是什么？近千年来一直是高等教育界反复追问的根本问题。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有着不同的高等教育观和组织形态，而每次这样的变迁和新大学理想出现前后，人们对高等教育精神迷失的担忧便会加剧。无论高等学校曾以或将以何种身份出现，主宰其类型演化的根本要素都难以改变。如果将分类作为认识事物的一种方法，那么，这种基于事物核心组织要素的视角介入无疑是必需的。本书在构建和应用分类方法时涉及对各种形态高等教育机构的划分，其中不可避免地应探析高等学校的这些内核要素。

实践层面，本书对于促进中国宏观层面系统结构优化、服务于个体机构的理性定位等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其一，本书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宏观层次结构优化具有直接的现实启示意义。自20世纪末扩招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与结构失衡同在。从层次上看，“985工程”、“211工程”尚未催生出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精英与大众高等教育间未能形成有序竞争机制；从类型上看，组织同构现象不容忽视，传统单科院校在向综合化转型的过程中，固有学科优势和声誉被过度扩张的学科专业所消耗和稀释。本书凸显中国高等学校分类体系的建构方法，其研究指向就在于为高等教育系统的优化提供一个相对适切的分析框架。

其二，本书对于中国高等学校的定位选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高等学校定位与分类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定位的主体只能是高等学校自身，分类则不然。本书虽主要从宏观层面进行高等学校分类研究，而不涉及微观的高等学校定位问题，但分类体系对于个体机构定位实践的影响却也是显而易见的，能科学适切地反映不同类型高等学校结构功能差异的分类体系，都将为微观主体的办学行为提供一个明确的参照系。

当然，从分类方法出发，选择多种方法和视角综合研究高等学校分类问题，有助于增强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透明度，这对企业、社会、学生及其家庭认识和选择高等学校具有建设性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