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能源发展的多重要求

能源发展是人类社会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要的物质基础和保障。在经济发展初期，发展是第一要务，大力开发能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科技进步、经济稳步发展，我国由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能源的发展模式、消费结构等逐渐引起人们注意，一些负面影响也走入人们的视野。2007年十七大报告中明确强调的“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使得中国能源发展进入转型的轨道，同时随着《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煤炭产业政策》《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等一系列重量级的规划与文件的出台，能源经济工作受到空前重视。能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日益增强，能源的转型发展不断推动着能源工业的现代化进程。因此，中国经济社会新形势为能源发展提出了新的多重要求。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

中国进入“十二五”时期，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也是落实中国政府提出的2020年减排目标的重要时期。从国内外背景来看，我国在“十二五”时期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转型压力非常艰巨。

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加快，超过了两位数，与此同时各项能源消耗以及温室气体排放增量也大幅增加，接近或超过了两位数，付出了巨大的资源消耗、环境污染、二氧化碳排放的代价。如图5-1所示，2000—2008年我国煤炭消费及二氧化碳排放年均增长率都是1990—2000年时期的3倍左右，并且能源消耗总量及电力消费的增长率也有了非常显著的提高。

进入“十二五”时期以后，我国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尽快扭转2000年以来高能耗、高排放的发展路径，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以“加快发展”为主题的经济模式的“惯性作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低能耗、低排放的绿色发展之路不会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轻而易举的。尽管“十二五”规划的主题是“科学发展”，但是各地区仍然“大干快上”。有25个省区提出“十二五”时期经济增长率达到10%以上，甚至还有许多省区提出五年翻一番的增长目标。因而“十二五”期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中之重就是节能减排，对能源消费特别是煤炭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实行总量控制，并分解到各地区，作为硬约束迫使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从“加快发展”转向“科学发展”。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实质是，从“加快发展”转向“科学发展”，从“黑色发展”转向“绿色发展”，从不可持续发展转向可持续发展。“十二五”时期成为中国实现绿色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其主要目标就在于有效地实现节能减排，除了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量减少20%之外，还要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20%，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提高三至四个百分点，森林覆盖率提高两个百分点，森林蓄积量提高6亿立方米等绿色发展指标。这既是实践科学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现实和长远利益的重大需求。尽管实现这些目标难度很大，但是中国已经有机会、有条件、有能力、更有决心完成这些目标。

二、降低发展成本要求

国内外的各种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之所以高于改革前，关键在于全要素生产率（TFP）大幅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虽然考虑了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对增长的贡献，其增长率常常被视为科技进步的指标，但尚未关注增长带来的成本问题。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成本（经济增长成本）长期被孤立研究；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首次将它们统一起来，经济增长理论主要研究的是经济增长的来源和前景问题，而可持续发展主要涉及经济增长的前提、质量和后果问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类对自然的干预是不可避免的，因而经济发展成本也是必然存在的。而且随着人类对自然界干预的加深，人类对自然界的干预行为不可能保持能量交换的平衡，按照‘熵’定律的经济学含义，热自然地从热物体流向冷物体时，不能100%地转化成功。其经济学含义是：任何经济行为的成本都高于产出。据此，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干预行为不可能使能量交换保持平衡。”增长和成本成为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两个问题。西北大学任保平教授认为：“经济发展代价（成本）是不可避免的，经济发展成本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在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中，必须抓住经济发展成本这个基本问题，对可持续发展理论进行合理的解释。”实际上，伴随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产生的发展成本是巨大的（见表5-3）。

在四类自然资产损失中，能源耗竭和二氧化碳排放所造成的损失最为巨大（见图5-2和图5-3）。

在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中，现代化生产中无一不依靠能源。但是地球赋予人类的能源是有限的，大部分的能源都属于不可再生资源能源。在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多的能源被开发和利用。在能源被人类利用的这一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使用的成本。能源成本的大小又取决于人类生产生活活动对能源的需求量。如果需求量不断增大，现实的自然界中所存在的有限能源不能满足人类需求，这势必会提高资源能源的使用成本。如果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可替代可回收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使能源的需求量能够得到有效满足，这样资源能源的成本就有可以降低的空间。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在社会不断进步中以及城市化和工业化不断加快发展的进程中，人们对能源的需求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与维持一个未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能源在生产与消费各个阶段都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污染，而大多数能源属于不可再生能源，这代人用的多了，下一代就少了，所以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进程中，在开发与使用有限的资源能源的过程中，加入对资源能源成本的考虑是十分必要并且具有意义的。

下面，我们结合市场价格来计算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主要能源的成本。

煤炭成本的计算用历年的煤炭开采量（不包括从外部区域进口的煤炭）和煤炭的市场价值来衡量。煤炭成本的计算公式为：

煤炭成本=当年煤炭开采量×煤炭的市场价格

通过以上公式，代入中国1978—2009年历年煤炭开采量数据，以及煤炭市场价格统计数据，可以计算出中国从1978年至2009年煤炭成本（详见图5-4），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从1978年以来每年的煤炭成本呈上升趋势，截至2009年已经高达约700亿元人民币。其中，1997年至2003年期间中国煤炭成本增长缓慢。

石油成本用历年我国原油产量代替（不包括从外部区域进口的石油）以及历年来原油市场价格来衡量。石油成本的计算公式为：

石油成本=当年原油产量×原油的市场价格

通过以上公式，代入中国1978—2009年历年原油产量统计数据，以及原油市场价格统计数据，可以计算出中国从1978—2009年石油成本（详见图5-5），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从1978年以来每年的石油成本呈上升趋势，截至2008年高达约6900亿元人民币。其中，1993年至1997年期间中国原油成本进入快速增长期，1997年至2002年呈平缓状态。

天然气成本用历年我国天然气开采量以及天然气市场价格来衡量。具体的计算公式为：

天然气成本=当年天然气开采量×天然气的市场价格

通过以上公式，代入中国1978—2009年历年天然气产量统计数据，以及天然气市场价格统计数据可以计算出中国从1978—2009年的天然气成本（详见图5-6），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从1978年以来每年的天然气成本呈上升趋势，1978—2002年中国历年天然气成本增长缓慢，在2003年之后我国每年天然气成本直线上升，截至2009年达到最高值，约800亿元人民币。

在能源成本控制方面，针对能源耗减所产生的成本可以通过征收能源税的方式进行调整与控制。从经济学角度讲，虽然能源税的征收会直接提高能源开采企业的生产成本，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能源税的征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能源的利用率，从而进一步抑制能源消耗量。并且对于能源领域出现的垄断经营现象还会有一定的缓解作用。据一些学者的调查研究，征收能源税可以减少国有垄断石油企业的垄断租金及其超额利润，使有关企业能够主动改良开采模式，提高稀缺油气资源的开采率。而通过这种刺激提高生产率的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能源的消耗成本。从一些国际经验中，我们可以发现虽然日本和欧洲的能源税较重，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较轻，但是重赋税政策并没有降低日本等国家的竞争力，反而激发了有关企业对能源利用效率的关注，从而提高了能源使用率，变相降低了能源的耗减成本。

三、环境要求

对于中国自身来说，尽管过去三十多年里通过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功，但是同时也伴随着资源能源的高消耗和环境的巨大污染。尤其是在过去十年里，中国能源消耗总量迅速增长，先后超过了欧盟（27国）和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尽管这些统计数据与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略有出入，但是中国超过美国也只是早晚一年的事情。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能源消费及温室气体排放迅速增加，这表明传统的以“加快发展”为宗旨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威胁中国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还对人类发展构成巨大的“黑色威胁”。

从国内具体能源消费和生产数据来看，2009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达到了30.66亿吨标准煤，已经提前11年突破了《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2004—2020）》（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提出的2020年30亿吨标准煤的目标；2010年全国能源消耗总量突破了32亿吨标准煤，也突破了《“十一五”能源发展规划》提出的2010年27亿吨标准煤的目标，高出5亿吨标准煤。中国不仅是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还是未来世界能源消费增长量的最大贡献国。

巨大的能源消费造成严重的环境破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已能感受到来自环境的压力。2013年1月9日以来，全国中东部地区陷入严重的雾霾和污染天气中，中央气象台将大雾蓝色预警升级至黄色预警，13日10时北京甚至发布了北京气象史上首个霾橙色预警，一月中旬，北京的空气污染指数接近了1000。从东北到西北，从华北到中部导致黄淮、江南地区，都出现了大范围的重度和严重污染。这种现象既有气象原因，更有污染排放原因。亚洲开发银行等发布的报告则显示，所有污染物来自工业点源排放和机动车尾气排放。其中，大部分二氧化硫排放来自火电厂以及非金属矿物生产、炼钢、化工制造和有色金属冶炼企业。这些行业占二氧化硫总排放量的85%以上。中国已是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的最大受害者。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近年来西北、华北等地区旱灾连续频发，东北、西南、华南等地发生大面积严重干旱，全国2/3的国土面积遭遇洪涝灾害危险，东南沿海地区频繁受到各种气候灾害影响，越来越多的地区遭受高温热浪袭击。1990—2009年期间，我国自然灾害引起的直接经济损失占GDP比重的2.48%，占平均每年的1/5的新增GDP。越是在经济、人口密度集中的城市和地区，自然灾害带来的危害就越大，经济损失就越惨重。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国家。

中国是世界上各类污染最严重的国家，堪称世界最大的“黑猫”。目前中国有机废水、二氧化硫、各类温室气体等污染物排放量居世界首位（见表5-4）。在1990—2005年期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了131.2%，甲烷排放量增长了11.2%，氮氧化物排放量增长了24.5%，其他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长了12.85倍，不同程度超过世界平均增长指数（分别为29.5%，7.0%，14.0%，126.9%）。这是典型的“黑色发展模式”，充分反映了中国各类污染物排放量基数大、增长快的两大特点，这不仅直接影响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也直接影响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十几亿人民本身就是各类环境污染的最大受害者，他们的健康受到了严重损害。根据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pplied System Analysis, IIASA）的研究数据，中国由于人为颗粒物污染导致的国民寿命总损失是全球最高的，在2005年达到11.63亿人·年，这相当于13亿中国人平均预期寿命下降了0.89岁；从国际比较看，中国国民寿命总损失相当于排在第二位的印度（4.32亿人·年）的2.69倍。

未来时期各类环境污染将成为中国人民健康和福祉的最大威胁。根据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的“基准情景”排放预测下，2035年中国的这一数据将进一步达到15.73亿人·年，大大高于“450减排情景”下的12.15亿人·年（见表5-5）。实际上该表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是极其重要又令人极其震撼：由于人为颗粒物污染导致的总寿命损失在2020年时“450情景”将比“基准情景”减少7400万人·年，到2035年时这一差异将达到3.58亿人·年。若按照2035年时中国人口14.62亿人计算，则届时基准情景下的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将比450情景下减少0.245岁，由此造成的人民生命福利损失以及国民总产出损失将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