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陕西高质量发展的质量变革的综合评价

为了全面反映陕西省高质量发展中质量变革的发展现状，本章从国民经济运行的优劣程度、产业结构变化的优劣程度和企业发展的优劣程度3个维度，分别从陕西省质量变革的宏观、中观、微观层面进行了评价，并将这3个维度进行细化，形成了12个具体指标，如表3—1所示，其中结构偏离的泰尔指数和第二、第三产业产值之比为逆指标。

3.2.1　宏观层面质量变革的评价

质量变革在宏观层面表现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代价最小化，在这一层面，我们选取了全要素生产率、人民生活和生态环境3个指标进行衡量，并进一步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3个方面，将人民生活分解为经济生活、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满意度，对其进行评价。

（1）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评价

第一，全要素生产率平稳增长。从陕西省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趋势方面来看，陕西省全要素生产率除2016年有小幅下降以外，其余年份均处于平稳增长状态；在具体数值方面，陕西省的全要素生产率除2016年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余年份均围绕全国平均水平上下波动（见图3—1）。

如图3—2所示，与东部代表省份相比，陕西省全要素生产率平稳缓慢上升，北京市、广东省波动幅度较大，2012年北京市TFP下降超过0.4个百分点，2016年广东省TFP下降超过0.6个百分点，上海市处于曲折上升状态；对比中部代表省份，陕西省与湖北省的TFP水平比较接近，并且波动趋势一致，山西省TFP 2014—2015年连续大幅下降；相对于其他西部代表省份，陕西省TFP与四川省水平接近，除2016年重庆TFP高于陕西省0.14个百分点以外，其余年份，陕西省TFP均高于重庆市。

第二，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对TFP的贡献位于中上游水平，高于规模效率。就陕西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来源而言，2011年陕西省TFP进步的主要原因是规模效率的提升（1.10%），其次是技术进步（0.84%），最后为技术效率（0.70%）；在2012年，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3种效应的贡献从大到小依次为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在2013—2015年，3种因素的贡献大小基本相同；但在2016年和2017年，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的贡献显著下降，同时技术进步的贡献逐渐上升。

就全国平均水平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来源而言，在2015年及以前，3种分解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大致相同，在2016年，技术进步提升了0.59个百分点，同时技术效率下降了0.43个百分点；在2017年，在技术效率进一步提升的同时，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都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下降（见图3—4）。

对比陕西省与其他代表省份3种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发现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对TFP的贡献率基本相同，区别较大的是规模效率对TFP的贡献率。具体而言，相比东部代表省份，陕西省的规模效率贡献率与上海市在2011—2015年基本持平，2015年后低于上海市水平，在2014—2017年连续4年低于广东省；相比中部代表省份，陕西省的规模效率贡献率在2011—2015年处于一种比较稳定的状态；对比其他两个西部代表省市发现，在2011—2015年，3个西部代表省份基本持平，但在2016—2017年，陕西省规模效率贡献率显著低于重庆市（见图3—5、表3—2）。

第三，陕西省内部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处于相对均衡状态。对比陕西省内部发现，2011年陕南地区的TFP（2.08%）显著高于关中地区（1.72%）和陕北地区（1.63%），但在2012年及之后的年份，3个地区间的TFP差距逐渐减少，形成了比较均衡的态势，但是相对于2011年而言，TFP的具体数值处于较低水平。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对TFP的贡献率也趋于均衡（见图3—6、表3—3）。

（2）对人民生活的评价

人民生活主要包括经济生活、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3个组成部分，相应地，对人民生活水平的评价也要从这3个方面出发。

第一，人民经济生活平稳改善。就业环境、收入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是衡量人民经济生活的3个部分。由“陕西省‘十三五’规划实施情况中期评估公众调查问卷”的数据可知，在参与问卷调查的陕西省常住居民中，54.38%的居民认为就业环境在不断改善，33.95%的居民认为没有明显变化，11.68%的民众则感受到就业环境在不断恶化；对于收入水平，33.82%的居民认为自陕西省“十三五”规划实施以来，自己的收入水平有所增加，51.42%的参与者认为没有变化，14.76%的居民认为收入水平呈下降趋势；在回答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时，问卷调查参与者中，43.64%的居民认为收入差距缩小了，42.23%的参与者认为没有明显的变化，14.12%的参与者则认为城乡收入差距有扩大趋势（见表3—4）。

第二，人民物质生活改善幅度小。对人民物质生活的评价选取了食品安全和住房条件两个方面进行评价，在参与问卷调查的陕西省常住人口中，大部分参与者认为食品安全自陕西省“十三五”规划实施以来有一定幅度的提升，但在评价住房条件改善情况时，则有50.73%的参与者认为住房条件无明显改变，远超过持改善或恶化观点的参与者占比（见表3—5）。

第三，人民社会生活表现平稳。人民社会生活选择从教育服务、医疗服务、养老服务和公共设施4个方面进行评价。大部分参与者认为前3个方面在近两年内没有明显改变，在评价公共设施改善情况时，64.72%的参与者赞成陕西省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赞成无明显变化和有一定程度的恶化的参与者占比达到31.59%和3.69%（见表3—6、图3—7）。

（3）对生态环境的评价

陕西省生态环境不断改善。根据“陕西省‘十三五’规划实施情况中期评估公众调查问卷”的数据可知，在参与问卷调查的陕西省常住居民中，有74.72%的居民认为自陕西省“十三五”规划实施以来，陕西省生态环境在不断优化，17.34%的居民认为无明显变化，7.94%的居民则认为陕西省生态环境处于不断恶化的状态。总而言之，在参与调查的居民中，大部分民众认为陕西省生态环境得到了改善（见图3—8）。

3.2.2　中观层面质量变革的评价

产业结构的优化是宏观层面国民经济良好运行的基础，同时又影响着微观层面企业的生产决策，是质量变革中的重要一环。产业结构优化具体分为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两个层面，二者的良性互动可以有效地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高级化用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产值之比衡量，合理化用结构偏离的泰尔指数衡量，这两个指标为逆指标，即二、三产业比值和结构偏离的泰尔指数越低，产业高级化和合理化程度越高。

（1）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评价

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是指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由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低级结构，向以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高级结构调整和转变的过程及趋势。在本章用第二、三产业产值之比来衡量。

第一，陕西省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不断提升，但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对比2011—2017年陕西省二、三产业产值之比与全国平均水平，就整体趋势而言，陕西省在2013年之后出现了产业结构逐步高级化的趋势，二、三产业产值之比从2014年的1.46下降到2016年的1.16，实现了产业结构向高级化的转化。但就具体数值而言，2011—2017年，陕西省二、三产业产值之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即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种差距在2014年之后出现逐渐缩小的趋势（见图3—9）。

第二，陕西省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低于绝大部分代表省份，且增长速度缓慢。具体而言，陕西省高级化水平远低于以北京市、上海市和广东省为代表的东部省份，这种差距在2014年之后有缩小的趋势；就中部代表省份而言，湖北省产业高级化水平略高于陕西省，山西省和河南省产业高级化改善速度快于陕西省；与其他西部代表省份相比，陕西省的改善速度也低于四川省和重庆市（见图3—10）。

第三，陕西省内各地区产业高级化水平相对均衡。关中、陕南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在2011—2017年比较稳定，陕北地区在2014年前产业高级化水平远低于其他两个地区，在2014年后这种情况得到改善，逐渐与关中、陕南平均水平靠拢，达到相对均衡的状况（见图3—11）。

（2）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评价

产业优化包括产业结构高级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指根据科学技术水平、消费需求结构、人口基本素质和资源条件，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使各产业协调发展。我们选用了结构偏离的泰尔指数来对产业结构合理化进行评价（见图3—12）。

第一，陕西省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水平表现为曲折下降的趋势。陕西省现阶段的产业结构有较大的调整空间。在2011—2016年，全国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除了2015年有较大波动，整体处于稳步优化的状态，陕西省2016年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第二，陕西省的产业合理化水平与其他代表省份差距逐渐扩大。对比陕西省与其他代表省份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情况可知，东部、中部和西部代表省份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均高于陕西省，且处于逐步优化的态势，陕西省与其他代表省份在产业结构合理化方面的差距逐步扩大（见图3—13）。

第三，在陕西省省内，各地区产业合理化水平有一定的差异。对比2011—2016年陕西省内三大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可得，就变动趋势而言，关中和陕南地区在这6年间保持着较为平稳的趋势，陕北地区的合理化水平不断上升；就具体数值而言，陕北地区在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不断优化之后略胜于关中地区，陕南地区的产业合理化化水平远低于陕北和关中地区，并且差距越来越大（见图3—14）。

3.2.3　微观层面质量变革的评价

质量变革在微观层面表现为企业质量的不断提高。具体而言，企业作为经济运行中的微观个体，企业质量的不断提高直接决定着中观层面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宏观层面国民经济的良好运行，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质量变革的重要一环。本章选用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从盈利能力层面、创新能力层面和社会责任层面3个方面对企业发展优劣程度进行了评价。

（1）对企业盈利能力的评价

第一，陕西省企业盈利能力围绕全国平均水平上下波动。对企业的盈利能力的评价，本章选择采用净资产收益率对其进行衡量。就整体而言，在2011—2017年期间，陕西省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基本维持在4.00%~5.00%之间，围绕全国平均水平上下波动，最小值出现在2013年，为1.25%，低于全国水平2.66个百分点，最大值出现在2014年，达到9.35%，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45个百分点。在2015—2017年期间，陕西省净资产利润率分别为4.66%、4.62%和4.24%，基本保持稳定，其中，2017年全国上市公司平均资产利润率为0.82%，低于陕西省3.42个百分点（见图3—15）。

第二，陕西省企业盈利能力与其他代表省份相比波动平缓但处于较低水平。由图3—16可知，与东部代表省份相比，陕西省净资产利润率除2014年略高之外，其他年份显著低于北京市和广东省。具体而言，在2011—2013年期间，陕西省上市公司净资产利润率低于北京市、广东省5个百分点左右，2014年之后这种差距有缩小的趋势，在2017年，北京市净资产收益率为6.00%，高于陕西省1.76个百分点；广东省净资产收益率为6.67%，高于陕西省2.43个百分点。与中部代表省份相比，湖北省和山西省波动幅度较大，除2012年湖北省净资产收益率为22.14%，显著高于陕西省以外，其他年份二者相差不大，多数年份湖北省略高于陕西省。与其他两个西部代表省份相比，四川省在2011—2017年波动幅度较大，陕西省与重庆市的净资产收益率相比比较接近，差别最大的年份出现在2012年和2014年。在2012年，重庆市高出陕西省4.16个百分点。在2014年，陕西省高出重庆市4.36个百分点，近两年，重庆市净资产收益率略高于陕西省。

第三，就陕西省省内而言，关中地区企业的盈利能力低于陕北、陕南地区。由图3—17可知，关中地区除2013年和2014年分别达到最小值（1.00%）和最大值（9.51%）外，其他年份稳定在5.00%左右；陕南地区净资产收益率相对比较稳定，在8.00%左右波动；陕北地区净资产收益率波动较大，2015—2017年均大于10.00%，但是有逐渐下降的趋势。

（2）对企业创新能力的评价

第一，陕西省企业创新能力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专利申请量是可以反映企业创新能力的一个合适指标，本章选用其作为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度量。陕西省企业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但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变动趋势方面，陕西省上市公司的专利申请量在2011—2015年呈现出曲折上升趋势，在2016年出现大幅下降，2017年小幅回升；但在总体数目方面，除2014年稍高于全国水平外，其余年份都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在2015年后差距明显（见图3—18）。

第二，陕西省企业创新能力近年来处于较低水平。2016年前，陕西省企业创新水平处于代表省份中游水平，这一情况在2016年后出现恶化趋势，2016年陕西省企业专利申请量仅为17.33件，低于大部分省份，2017年虽有小幅回升，但还是处于较低水平。与东部代表省份对比发现，陕西省专利申请量显著低于北京市和广东省；与中部省份对比，河南省企业创新能力在2011—2017年逐渐上升，变动趋势与陕西省相比比较稳定；与西部其他代表省份相比，2017年陕西省专利申请量稍高于其他两个省份（见图3—19）。

第三，陕西省内部各市区在专利申请方面的表现有较大差距。由图3—20可知，陕北地区的专利申请量显著低于其他地区；关中地区专利申请在2011—2015年高速增长，但在2016年出现大幅下降，2017年有小幅回升；陕南地区在2011—2017年表现为缓慢平稳增长趋势，但是在数值上处于低位徘徊状态。

（3）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和员工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对环境、消费者、社会的贡献。本章从全国、代表省份和陕西省内3个层面评价陕西省企业社会责任。

第一，陕西省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低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在变动趋势方面，2011—2013年，陕西省企业社会责任得分平均值处于平稳状态，在2014年有了小幅下跌，而后连续两年不断上升，在2016年达到近7来的最高值（23.01），2017年再次下跌至17.00；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除2012年和2013年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他年份都与全国平均水平有一定差距，在2017年相差9.62分（见图3—21）。

第二，陕西省企业社会责任状况低于大多数代表省份。具体来说，相较于东部代表省份而言，北京市、上海市和广东省的企业社会责任得分平均值处于比较稳定的高位水平，陕西省的平均值远低于这3个代表省份；与中部代表省份相比，陕西省的波动趋势与山西省相似，在2013年前山西省得分高于陕西省，在2013年之后，两省的得分基本相同，与湖北省、河南省相比，陕西省的得分情况低于这两个省份；与西部其他代表省份相比，四川省与重庆市二者水平接近，高于陕西省企业得分情况（见表3—7）。

第三，陕西省省内企业社会责任得分分布不均。在陕西省省内，陕北地区的企业社会责任得分存在缺失值，就已知数据对比发现，在2011—2013年，关中地区企业社会责任得分高于陕南地区，但在2014年，关中地区企业社会责任情况出现大幅下降，开始低于陕南地区，在2014—2015年，关中地区企业社会责任不断改善，但是在2017年又出现下降。总体来说，陕南地区企业社会责任情况比较平稳，关中地区企业社会责任的波动较大（见图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