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早在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向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捐赠310亿美元善款并引发大量媒体关注之前，21世纪就已经在朝慈善之路前行了。在本书第1版发行时，其他的一些大型慈善机构开始崭露头角，如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的遗孀劳伦娜·鲍威尔·乔布斯（Laurene Powell Jobs）创办的爱默生基金会（Emerson Collective）；普莉希拉·陈（Priscilla Chan）和她的丈夫——Facebook联合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共同创办的陈-扎克伯格倡议（Chan-Zuckerberg Initiative）；凯莉·图纳（Cari Tuna）和她的丈夫——Facebook联合创始人达斯汀·莫斯科维茨（Dustin Moskowitz）共同创办的好项目基金会。它们往往并不是免税基金会，而是以有限责任合伙制运营。

2010年，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开始号召全世界的富人，在他们的有生之年或是身后，将大部分财产用于慈善事业。2017年，这一计划拥有158名参与者（以个人或夫妻的名义）。大部分参与者是亿万富豪，涉及的金额超过3650亿美元。¹

今天，有近90家美国基金会的资产超过10亿美元，200余家基金会的资产超过5亿美元，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基金会不计其数。²预计在未来几十年里，以礼物和遗产的形式捐赠的财产将大幅增加，巨额财富将涌入慈善事业。中国、印度以及一些其他国家的慈善事业也在不断发展。新型金融机制正在席卷全球，包括结果导向金融和社会动机投资（又称为影响力投资）。

本书体现了上述发展趋势。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如何更有效率地开展慈善事业，对于此问题，整个慈善业以及我们自己的认知都在不断深入。我们写作第1版的时候，任职于威廉与弗洛拉·休利特基金会（William and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以下简称“休利特基金会”），当时保罗·布雷斯特是主席，何豪是环境项目的负责人。我们为该基金会管理层关于战略慈善方面的实践感到骄傲。但在当时，我们几乎是业内唯一开展这项实践的，因此我们也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摸索。

十年之后，战略慈善依然不够普及。但除了扎根于一些大型基金会，这一观念已经在影响越来越多的高净值慈善家。相应地，业界对于个人慈善家的支持也越来越广泛了。

同时，我们的经验越来越丰富，对于慈善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保罗·布雷斯特离开了休利特基金会，回到了斯坦福大学，加入了斯坦福慈善与社会创新中心，并在法学院和商学研究院开设慈善战略和影响力投资课程。何豪离开休利特基金会后，成为气候工作基金会（Climate Works Foundation）的创始人和主席，之后创办了能源创新基金会（Energy Innovation），为众多慈善家和慈善机构提供清洁能源方面的咨询服务。这些变化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帮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战略慈善的理论和实践。

与第1版一样，本书有大量的例子源于休利特基金会，这不仅仅因为它是业界标杆，还因为我们曾经在那里工作，并且一直通过朋友和同事，包括继任主席拉里·克莱默，关注着它的一举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