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候鸟老人的参与动员

第一节　候鸟老人遭遇社会融合

一、候鸟老人产生的社会背景

候鸟老人是近年来我国南方，特别是海南、广西、广东、福建、云南等地区常见的特殊群体。候鸟老人的出现是社会结构变迁的必然产物。首先，我国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老龄化加速。根据统计公报，截至2018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2.5亿，占总人口的17.9%，且以每年0.6%的速度增长；65岁及以上的人口1.67亿，占11.9%。根据有关部门预测，2022—2030年为我国人口老龄化急速发展阶段，届时60岁及以上老人由2.6亿增长到3.7亿，老龄化水平达25%。换言之，我国存量和增量老年人规模均大得惊人。这是候鸟老人群体出现的人口学背景。

另外，由于我国几十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阶层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了一批高收入群体和更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经济社会地位较高阶层一般倾向于追求更好的生活质量，包括追求养老生活品质。于是，我国也出现一个绝对数量庞大的冬季候鸟型迁徙老年群体。2015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老人健康服务专题调查显示，老人流动为与子女团聚或自行异地养老占全部流动老人的比例为25%⁽¹⁾。在海南、广西北海、广东深圳及珠海、福建厦门等地越冬长居度假的候鸟老人便是其中的主要构成。欧美、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异地养老往往由于气候条件、日常消费水平、护理成本等考虑而出现，季节性迁徙的度假养老模式主要是出于对气候条件的考虑。海南省的候鸟老人是季节性异地养老群体，是经济社会发展到现阶段，随着收入提高，部分老人对生活品质、生存质量追求的必然产物。

气候环境是候鸟老人聚集南方的主要原因。南方地区的气候环境非常适合老年人生活。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区的冬季气候温暖、风景优美、空气清新，老年人在此过冬对身心都很好，能够缓解老年病和其他慢性病。特别是我国北方高寒地区居住的人，相当多都患有地方性疾病，再加上近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出现严重雾霾天气，造成大批退休老人拥挤到海南等地来养生、养老，成为候鸟老人。据有关调查数据，候鸟老人远赴海南原因较一致，90.3%的候鸟老人认为“过冬”是他们南下的主要原因⁽²⁾。候鸟人群一般从10月到次年4月居住在海南，也就是从北方开始进入寒冷冬季到春天回暖时。海南省独一无二的气候条件和自然环境成为内地候鸟老人的优先选择。

二、候鸟老人规模结构分布

候鸟老人规模将不断扩大。我国老年人候鸟式迁徙已进入大众社会时代。过去我国在冬季前往南方度假的老年人多来自经济社会阶层地位最高的极少数人群，如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和其他富有阶层等。但是，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候鸟老人的构成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一些经济社会地位中等的老年群体也到海南、广西等南方地区过冬（长居度假）。这个趋势决定了未来我国的候鸟老人群体规模将不断扩大。根据国际经验，20世纪30年代，欧美的退休老人开始迁徙到气候温暖地区居住。冬季漫长的加拿大有部分老年人每年冬季都有几个月到半年时间去异国生活。据报道，1998年，在美国南方佛罗里达过冬的老年人达到81.8万人；2009年，在西班牙生活的英国老年人达到7万人；而日本老年人在马来西亚、泰国等热带地区养老也早已成为一种风气⁽³⁾。可见，季节性异地养老是一个全世界范围出现的现象。我国候鸟式长居度假的老年群体已经出现并且将继续扩大。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海南冬季候鸟老人群体规模为110万人左右，每年定期来琼度假养老的人数为50万左右。据初步调查统计，截至2015年11月仅定安县定城镇塔岭新区26个候鸟小区就有候鸟老人12000多人。在海口市郊区一个占地1300亩的度假型楼盘，目前已卖出7000套房子，尚有2000多套房子在建或在售，将近10000套房子意味着该小区全部入住老年人将达到2万人左右。此类候鸟聚居的大型小区在海南有很多。

海南的候鸟老人主要来自北方地区。海南候鸟老人的来源地遍布全国各地，其中北方省份的候鸟老人明显居多。由于缺乏相关直接数据，本研究主要以商品房购买者来源地间接推断，并用局部抽样调查数据校正。2013年1—11月，海口市岛外购买商品住房面积123.3万平方米，岛内购买商品住房面积164.16万平方米，占比分别为42.98%、57.11%。其他市县情况更加突出，琼海市2010—2013年销售的56610套商品房中，外省籍人士购买了52258套，占92.3%，其中黑龙江购房者占14.2%，浙江购房者占11.5%，北京购房者占10.4%；陵水县2011—2013年销售商品房12380套，岛外人士购买12164套，占98.3%⁽⁴⁾。根据有关调查数据分析，海南省的候鸟老人户籍地分布集中，主要来源于我国北方地区，其中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以及北京市共占总人数的53.9%⁽⁵⁾。根据三亚市民政局提供的数据，三亚市3/4的候鸟老人来自东北三省⁽⁶⁾。

海南候鸟老人地域分布及居住格局。海南的候鸟老人群体由原来的海南中心城市三亚、海口、琼海向全省各市县全面扩散。随着三亚地区的房价、房租、物价等上升，候鸟老人逐渐转移到房价、物价相对便宜的其他市县。海南各个市县都在开发大量针对内地人养老度假的商品房小区，吸引大量候鸟老人入住，甚至在偏远的白沙县也有不少候鸟老人聚居的大型度假小区。文昌、澄迈、万宁、乐东、东方等市县的候鸟老人增加也非常明显。

候鸟老人在海南的居住格局主要有两种：新建商品房小区的聚居模式和原生社区的混居模式。在三亚、陵水、万宁、琼海、文昌、澄迈、东方、乐东、保亭、定安等市县都有大量主要向岛外人口出售的新建商品房小区，其中很多岛外购买者主要为了季节性养老度假而购买，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候鸟聚居小区在10月到次年5月入住率很高，但是到了夏天基本上只剩下零星的住户。聚居模式的候鸟老人除了在小区物业、外出购物、出行时与当地居民接触外，大部分时间是在小区内外与同是外来的候鸟老人在一起进行休闲娱乐等交流活动，这种空间隔离造就了候鸟老人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不利于候鸟老人的社会融合。散居混居模式的候鸟老人占相当部分，他们主要以租住民房居住为主，与当地居民混居促进了候鸟老人融入本地生活，同时冲突摩擦也相应增加，不同族群的文化特点、价值观念、生活习惯等差异会凸显。实际上，候鸟老人的居住格局不同具有相当重要的社会意义。

三、候鸟老人的经济社会特征

季节性异地养老要求老年人至少满足三个方面条件：有闲暇时间、经济条件允许、能够生活自理。这决定了候鸟老人的大体特征：退休、收入相对较高、低龄老人且身体健康。

根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5年在海南三亚等5个城市进行的一项样本总量为1200人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首先，候鸟老人平均个人月收入为3897元，远高于2014年全国居民人均每月可支配收入1681元。候鸟老人在海南住房以自购房为主。其次，候鸟老人平均受教育程度较高，非农户口占主体，退休前多为机关事业单位负责人或专业技术人员⁽⁷⁾。

另一项有关调查显示，74岁及以下的老年人占候鸟老人的比例高达81%⁽⁸⁾。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流动老人年龄中位数为64岁，其中约有八成低于70岁（其中，60～64岁约占54%，65～69岁约占24%），70～79岁的占18%，80岁及以上的高龄流动老人不到5%。

四、候鸟老人遭遇社会融合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养老”是我国民生方面五个问题之一。原国家卫计委《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估计：我国2015年流动老人（在流入地居住1个月及以上）的总量已经近1800万人，占流动人口的7.2%。其中，与子女团聚或异地养老的比例为25%。其中异地养老包括季节性移居和常住型移居。而季节性移居又是以冬季避寒移居为主。据《海南统计年鉴》（2016），目前海南冬季候鸟老人规模115万左右，其中绝大多数是冬季异地养老人群。随着这一季节性流动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每年冬季海南本地社会与候鸟人群之间的社会融合困境凸显，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季节性异地养老群体社会融合属于社会治理的范畴。季节性异地养老群体与游客、移民、流动人口可能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因此要对移民、流动人口、游客与当地社会的融合研究进行文献梳理。

移民社会融合早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但国内学术界主要关注农民工等流动人口群体社会融合。对异地养老群体的研究集中关注跟随子女在城市生活的“老漂族”。王心羽等研究发现，老漂族的平均社交水平低，因文化层次、沟通障碍、兴趣爱好、生活方式等原因，他们与城市新环境难以融合⁽⁹⁾。Gadek基于美国的经验研究指出，老年人移居过程中会有一些不理想的状况出现，比如说很多移居的老年人苦于很难一时建立起社会关系，与当地的联系很少，会有暂时性的孤独寂寞感，但随着对当地的深入了解，这种情况会慢慢变好⁽¹⁰⁾。耿童等以三亚几个小区为个案研究候鸟群体社区融合现状与障碍，认为候鸟群体经济融入、社会生活融入、文化融入存在一定障碍，住房类型、医保关系转入与否、收入与消费、社区活动参与、对本地文化排斥等都影响着候鸟老人的融入⁽¹¹⁾。李雨潼等研究发现，“候鸟式”异地养老人口也面临很多困难。如医疗保险跨省异地报销问题，异地居住人员养老保险待遇协助认证问题，无法真正融入迁入地的问题以及医疗服务、社区养老服务、社会管理等供需失衡问题⁽¹²⁾。周红云等研究发现，流动老人主要的社会支持主体是政府、社区和家庭；社会融合包括社会适应、心理融合和行为融合三个因子⁽¹³⁾。实证结果表明，除家庭的经济支持外，社会支持的其他维度对流动老人的社会融合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总体社会融合影响最大的首先是家庭情感支持，其次是社区提供的养老服务支持和医疗服务支持，再次是政府提供的老年福利和异地就医即时结算。

另外，对游客与当地居民关系研究的旅游社会学、旅游人类学认为，文化的相似性与差异性是影响主客交往的重要因素。Sutton（1967）、Taft（1977）研究指出，诸如语言、价值、人生观等文化背景方面的因素会影响主客交往⁽¹⁴⁾。Wei等（1989）、Sheldon等（1988）认为文化差异是影响旅游服务供应者与游客之间交往的主要因素⁽¹⁵⁾。Reisinger等（2004）发现文化因素（包括文化价值观、相互之间的态度和感知、文化的熟悉性和类似性等）会影响主客交往。主客双方的社会人口统计因素会影响主客交往⁽¹⁶⁾。Perdue等（1990）发现，居民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如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阶层、旅游经验丰富程度、交际技能等因子是影响主客交往的重要因素⁽¹⁷⁾。虽然短暂停留的游客不同于季节性异地养老群体，但旅游的主客关系研究对社会融合具有启发价值。游客和季节性异地养老群体都属于外来文化群体，区别主要在停留时间和年龄结构上。

以上对移民、流动人口、游客与当地社会的融合研究主要聚焦在经济融合、社会融合、文化融合、政策融合等维度。国外研究主要关注长期定居的异地养老（包括跨国养老），国内研究对长期移居养老和季节性异地养老都关注较少。当前异地养老研究现状：一是研究文献较少；二是定量研究的样本量较小，并且非随机抽样；三是更少关注季节性异地养老群体社会融合；四是缺少深入系统的研究。总之，当前学术界对季节性异地养老群体的社会融合研究有待加强。本章将全面深入系统地研究季节性异地养老群体的社会融合困境、方式、程度、状态及其影响因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