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国“互联网+”绿色制造政策环境仍需进一步完善

在全球经济绿色转型的趋势之下，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主要国家纷纷制定完善“互联网+”绿色制造政策体系，引导和支撑“互联网+”绿色制造加快发展。纵观国内外支持“互联网+”绿色制造的相关政策，不同国家的政策举措既具有共性，也存在差异。比较之下，我国“互联网+”绿色制造相关政策举措取得的成效值得肯定，但同时我国政策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也值得深思。

（一）国内外“互联网+”绿色制造政策的主要特征

一是高度重视“互联网+”绿色制造领域资金、人才等关键要素供给。无论是欧美国家还是我国，均将资金、人才作为“互联网+”绿色制造发展的关键要素，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强化“互联网+”绿色制造资金投入、人才培养。在资金方面，我国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均出台多项财税金融政策，充分利用财政补贴、政府采购、政府投资基金等财政手段，企业所得税减免、增值税优惠等各类税收政策，以及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大对“互联网+”绿色制造领域的财政资金、社会资金投入。在人才方面，各个国家均立足本国实际，从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产学合作等不同领域入手，强化数字化人才、制造业人才培育，壮大“互联网+”绿色制造人才队伍。

二是着力构建覆盖“互联网+”绿色制造全生命周期的政策保障体系。国内外出台的“互联网+”绿色制造相关政策，均全面覆盖研发、生产、销售、回收等制造业全流程，致力于推动制造业实现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的绿色化转型升级。对于“互联网+”绿色制造技术研发，各国通过财政资金、税收优惠等财税政策给予资金支持，并重视通过专业人才的培养以促进技术创新。针对生产过程，相关国家利用财政、税收、金融等多种手段引导企业加快绿色化改造，大力培育技能型人才，以满足“互联网+”绿色制造生产需求。在产品销售方面，各国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引导消费者购买使用新能源汽车等绿色产品，从需求侧引领供给侧进行绿色化升级。在回收再利用环节，相关国家也通过财政补贴等政策给予大力支持。

三是激励性政策和抑制性政策协同发力，促进“互联网+”绿色制造发展。各国在制定“互联网+”绿色制造相关政策时，均按照正向激励政策和负向抑制政策共同作用的思路，构建完善本国政策体系。一方面，相关国家通过提供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及大力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降低企业推进“互联网+”绿色制造的风险与成本，增强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实现绿色发展的意愿和能力。另一方面，各个国家还通过征收资源税、消费税、环境保护税、碳税等税种，以及推行绿色保险、碳排放交易等方式，提高企业从事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生产活动的成本，进一步强化企业加快绿色化转型升级的动力。

四是多措并举共同推动“互联网+”绿色制造取得显著发展成效。在各项政策的协同支持下，国内外“互联网+”绿色制造的发展均取得了一定成效。从国内来看，2016-2019年，规模以上企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下降超过15%，相当于节能4.8亿吨标准煤，节约能源成本约4000亿元。这一发展成就的取得离不开相关政策的有力支持，例如，截至2020年年底，中国绿色信贷余额已逾11万亿元，绿色债券发行总量约为1.2万亿元，绿色金融的蓬勃发展有效缓解了绿色制造项目的融资难题。从国外来看，美国政府做出的各类贷款项目首先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做出决策的规定，有效促进了银行在做出贷款决策时对环境因素的考虑。早在1991年，根据美国银行业联合会对1741家成员行的调查，62.5%的银行已经改变了传统的贷款程序以避免潜在的环境债务，45.2%的银行曾因为担心将会出现的环境问题而终止贷款。碳排放交易体系也有效抑制了温室气体的排放，如英国的碳排放交易体系仅在2013/2014一个遵约年的排放量，就比上一个遵约年减少了近290万吨。

（二）我国“互联网+”绿色制造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顶层设计仍然需要加强。尽管关于大力发展“互联网+”绿色制造的相关内容在多个国家级战略文件中均有提及，“十四五”规划中也将发展绿色制造作为推动制造业优化升级的重要方向，但对于如何运用“互联网+”技术促进绿色制造发展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指导意见和行动方案，相关政策体系也需要根据新形势、新目标、新要求进行持续的更新和完善，以确保“互联网+”绿色制造的方向与国家战略方向的一致性。

二是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尚未充分发挥。我国支持“互联网+”绿色制造的财政资金主要通过专项资金的形式发放，虽能满足被补贴项目的资金需求、保障部分绿色制造项目的开展，但专项补贴的形式不利于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财政资金投入效果因此受到限制。尤其在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财政收支矛盾加剧的形势下，更需优化财政支持方式，充分调动财政资金的引导功能，以财政资金撬动更多社会资本积极投入，共同支持“互联网+”绿色制造加快发展。同时，我国政府绿色采购还存在法律保障力度不足、绿色产品及技术认证体系有待健全等问题，导致政府采购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引导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三是绿色税制有待进一步建立健全。我国于2018年开征环境保护税，以促进企业减少污染物排放、加强环境保护，但目前环境保护税的征收存在多重问题，如企业进行申报时污染物排放量测算标准不统一、监测数据的准确性难以保证、跨部门税收征管协作制度不健全等，导致环境保护税的效力有所打折。同时，“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关键时期，但我国税制并未根据新时期、新要求进行调整匹配，目前我国尚未制定出台“碳税”，税制在促进降碳方面的作用未能充分体现。

四是绿色金融体系仍需持续构建完善。当前，我国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的发展已取得一定成效，但相关金融产品和服务仍存在一定问题，导致金融支持“互联网+”绿色制造的能力和水平还有待提升。例如，绿色基金大多由政府牵头设立并进行运作管理、投资决策，绿色基金的市场化程度不足、运作效率不高，不利于调动社会资本支持“互联网+”绿色制造的积极性。同时，碳排放交易、绿色保险等限制性的金融政策尚不成熟，全国性的碳排放交易体系尚未建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险制度也处于各地探索的阶段，对企业开展“互联网+”绿色制造的推动作用有待加强。

五是财税金融政策落地基础亟待夯实。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是政策落地落实的重要前提。我国尚未建立有效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一定程度上缺乏财税金融政策有针对性地落地实施的基础。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与北京化工大学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环境责任信息披露评价报告（2019年度）》指出，2019年中国沪深股市上市公司总计3939家，已发布相关环境责任报告、社会责任报告及可持续发展报告的有效样本企业共1006家，占所有上市公司数量的25.54%。近年来发布报告的上市公司环境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有所提升，但企业污染排放披露情况仍处于较低水平，多家上市公司由于环保问题被生态环境部通报和处罚，该类信息却未披露在企业官网、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或者其他相关环境报告中。上市公司属于我国环境信息披露水平领先的企业群体，但仍处于发展阶段，整体水平仍然存在较大上升空间。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不健全，对支持绿色制造的财税金融政策的有效实施形成了制约。

六是人才培养仍存在缺位、错位问题。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将进一步加速，同时我国绿色制造人才规模、知识结构和技能等也面临新的发展要求。虽然我国提出“新工科”改革、“学徒制”、产教融合计划、人才培养培训示范基地等一系列人才培养政策，并将绿色制造纳入支持范围，但仍面临一系列政策缺位、错位等问题。目前产业界中存在的比较典型的情况包括：各界对绿色制造人才需求认知模糊，无法有的放矢地推进政策改革和决策优化；现有绿色制造人才能力要求参差不齐，不利于绿色制造人才流动；教学内容与绿色制造产业发展实际脱节，毕业生不能直接参与企业绿色低碳改造；企业无法独立承担系统的绿色制造培训成本，且可能面临培训后的人才流失的风险，缺乏参与高质量绿色制造人才培训的动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