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序的形式主义

程序本身就是形式，程序的形式主义，就是过分的没必要的程序。法治化需要公权力行使规范化、程序化，但也不能为程序而程序，搞形式主义。

1993年《商标法》第25条第2款仅规定，“转让注册商标经核准后，予以公告”，这一规定过分关注于一个形式性或者说与管理者密切相关的问题：“公告”；但忘记或者疏忽了本条款最需要规定，或者说立法最应当关注的核心问题，即其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内容：权利义务的归属和转移。故2001年修正时，增加了“受让人自公告之日起享有商标专用权”的规定，说出了最要紧的话。

程序形式主义的另一个极端，是过于表现、宣扬程序正义，不计得失地投入没有意义的表面程序中。2007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20条第2款第3项规定，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应当包括：“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形式要求。”2019年修订时，在此之外，增加了“包括获取信息的方式、途径”，解决了公开渠道的问题，但仍没有填平原来允许申请人选择“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形式要求”的“坑”。当然，这个“坑”在另外的地方基本被填平了：2019年新条例第40条，赋予了行政机关“根据申请人的要求”，结合“行政机关保存政府信息的实际情况”，“确定提供政府信息的具体形式”的自由裁量权，特别提到“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提供政府信息，可能危及政府信息载体安全或者公开成本过高的，可以通过电子数据以及其他适当形式提供，或者安排申请人查阅、抄录相关政府信息”。这样一来，2019年新条例第29条保留给申请人的选择权，基本上被行政机关的上述裁量权控制住了，不会再出现被迫复印一大堆资料的尴尬，以及撕毁借阅的原始档案（危及政府信息载体安全）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