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企业治理研究的演进

企业（或公司）治理结构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多样化和差异化特征(La Porta et al.,1999)，这一特征一直存在，并且在未来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也难以发生质的改变。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诞生开始，中国近代民营企业的治理结构就呈现出强烈的“家族化”特征，尽管中间一度出现了近30年断层，但犹如一粒休眠的种子，其所携带的基因始终是稳定的。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伴随着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家族式”治理重新成为中国民营企业广泛采取的治理模式，在推动中国市场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起到了无法替代的作用。自1999年《证券法》取消自然人对上市公司的直接持股限制之后，大大加快了家族及个人企业的上市步伐。全国工商联(2011)的调研显示，85.4%的非上市私营企业不同程度地采取了家族所有、控制和管理的“家族式”治理，即所谓家族企业。2013年，《福布斯》杂志按照“所有权或控制权归某一家族所有，且至少有两名家族成员实际参与经营管理”的标准，发现A股上市公司中接近30%属于家族上市公司，这一比例在非上市的中小企业中还要高。普华永道2018年的“中国家族企业调研报告”亦显示，家族企业占A股上市的全部私营企业的比例达到55.70%，主要分布于传统产业与消费品行业。马骏等(2020)对中国大陆地区2004—2017年家族企业的研究甚至发现，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经历了先“去家族化”后“再家族化”的反复过程，家族治理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上述跨越了150余年的企业治理结构演化历史，隐含了如下令人深思的疑问：其一，改革开放40余年来民营企业在规模、产业、技术上获得了巨大跨越，但为什么在具体治理形态呈现出多样性的同时，在家族所有、家族控制等主要治理特征上保持稳定？其二，长达近30年断层前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外部正式制度发生了剧变，为什么民营企业的家族式治理模式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其三，将大陆地区和港台地区华人企业做比较，会发现虽然它们面临着迥然不同的外部的正式制度环境，但经历相对较长时期的自然演化后，真正意义上的Berle和Means(1932)所谓的“公司革命”及Chandler(1977)所谓的“经理人革命”依然迟迟未系统性地出现，其治理结构为何仍然呈现出稳定的“家族化”色彩？

上述疑问可以概括为一个问题，即非正式制度在企业治理结构的形成和演化过程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在过去30年里，企业治理结构一直是一个经久不衰的热点问题，早期研究聚焦于以英美和德日为代表的典型企业治理模式之间的差异，以及企业微观层面治理结构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郑志刚，2007）。近20年来，企业治理领域研究呈现出由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由企业内部治理转向外部宏观环境，由正式制度转向非正式制度的趋势。随着研究对象从原先少数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转移至欧洲大陆及新兴市场国家，学者们发现在东亚和欧洲大陆，是股权集中、家族控制的企业，而非股权分散、职业经理人控制的企业占据主导(Claessens et al.,2000;Faccio,2002)，由此一些学者（La Porta et al.，1999，2000，2002；Shleifer et al.，2002；Roe，2002；Morck，2004；沈艺峰等，2009；余明桂等，2013；杨其静，2011；李培功等，2010；杨德明，2012；陈德球等，2012，2013，2016；焦豪等，2017；严若森等，2020；孙鲲鹏等，2020；胡旭阳等，2016，2020）开始意识到局限于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研究是不够的，其不可避免地受到外部宏观正式制度的影响，从而将目光转向法律、政治、税收、媒体等外部正式制度层面的因素。

随着研究逐渐深入，学者们进一步发现单纯基于外部正式制度层面的研究无论在理论解释力还是政策引导力上皆显露出薄弱性（陈仕华等，2010），除了受到外部正式制度的影响，企业治理还深深地嵌入和浸淫于社会文化非正式制度之中（见图1.1）。近年来，一部分学者(Frark et al.,Licht et al.,2005;Hilary et al.,2009;Fidrmuc et al.,2010;Callen et al.,2015)进一步从价值观、宗教、语言等外部非正式制度层面，去寻找企业治理结构多样性的原因和后果。Coffee(2001)发现欧洲大陆与英美对控股股东攫取私人收益的社会态度截然相反，导致了两地不同的企业治理模式。Stulz等(2003)发现，新教国家对投资者的保护水平更高，文化通过影响法律间接地作用于企业治理。研究还发现，宗教能缓解股东与高管的代理问题，促进履行社会责任，抑制盈余操纵，并降低违规行为和股价崩盘风险(Mcguire et al.,2012;Chourou et al.,2016;Griffin et al.,2018)。

中国浓厚的传统非正式制度，是企业家价值观最初和最重要的来源，从深层次上影响其认知、道德和思维，最终对决策和行为选择产生作用。虽然学者早已从理论上论证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企业治理的深刻影响，但是2013年之前这一领域的大样本实证研究几乎是空白。即使是从2013年开始，除了陈冬华等(2013)、Du(2013,2014,2015)、辛宇等(2016)、古志辉(2015,2020)、戴亦一等(2016)、吴超鹏等(2019)、潘越等(2019,2020)、徐细雄等(2018,2019,2020)、王陈豪等(2020)之外，也很少有学者从本土社会文化非正式制度层面对中国企业治理结构进行大样本实证研究。在这一新兴研究视角上，主流学术界几乎忽略了目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内主要的企业治理模式，这一现状无疑是令人遗憾的。造成上述状况的主因是目前从非正式制度来研究企业治理结构是一个前沿课题，西方学者通常缺乏对华人社会文化的了解，面对具有浓厚而独特的本土文化的华人地区，往往难以获得关于非正式制度相对准确的视角和可行的切入口，即便是国内学者在面对研究对象寻找合适的量化方法时也面临重重困难，难以轻易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