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黑龙江发生的鼠疫

居住在黑龙江沿岸俄国外贝加尔地区和中国的当地居民对腺鼠疫非常熟悉。18腺鼠疫在当地人口中每年都有暴发。1901年至1902年期间，在俄国控制的中国东北地区北部曾报道过114例死亡，1905年在大石桥镇附近、中东铁路（Chinese Eastern Railway，CER）西段地区开始出现鼠疫，但是这些传染较为有限，看似是自我遏制住了。几乎是在俄国人夺取这一地区的铁路建设权的同时，他们遭遇到了鼠疫病例。1898年，第一批被报道的病例据说发生在哈尔滨（滨江）(1)以西大约298公里的白城地区。19研究鼠疫的俄国权威专家丹尼洛·扎博洛尼（D. K. Zabolotny）在写到中国东北鼠疫的时候，指出1898—1899年期间在该地区共发生558例病例，其中400人死亡。当地传教士声称，鼠疫“源自北方”，在当地人口中非常普遍，预计每年都会暴发。20比如，1901年至1902年冬，俄国专家们记录了114例鼠疫导致的死亡。21当地人认为这些病症暴发的来源是旱獭（土拨鼠），这是他们猎食和获取皮毛的一种常见的穴居类啮齿目动物。当地的一些俄国医生已经开始对旱獭导致的鼠疫进行多次试验调查。22出于安全考虑，起先是将一些蒙古旱獭的病体运送给在乌克兰敖德萨的俄国专家，这些旱獭全部死亡并被发现全部带有鼠疫病症。随后，在中国东北的仇瑟夫医生（Dr. Chousef）通过试验让旱獭样本感染上人工培育的鼠疫菌，由此证明病菌能够在同一笼框中的动物间传染。当时的研究较为局限，无法确定传染方式究竟是蚤目昆虫传播还是同类相食。23

俄国铁路带来令人惊叹的现代化医疗服务。据俄国报道称，20世纪的前十年，中东铁路沿线建有10座医院和20所医疗站，预测在当地人口中每千人就拥有10—30张病床。24

战争和自然灾害带来的鼠疫和大规模流行病，长期以来左右了西方人的想象力，引发对将来疫情重复发生的动因、应对和后果，以及自身弱点的各种焦虑。曾经在西方人的观念里，最为惧怕的很多威胁似乎来自这个世界含混和神秘的部分：“东方”。比如发生在亚洲的霍乱、发生在中国香港的流感、发生在日本的脑炎、发生在韩国的出血热、发生在中国宜昌的热病、马杜拉足（足分枝菌病），以及东方疖等名字。根据现阶段分子学的古病理学各项研究，公元6世纪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大帝时代开始记载的鼠疫，被认为是发源于亚洲。到14世纪为止，“东方”被认为是现在所称黑死病的来源。鼠疫的阵阵浪潮，或者说类似鼠疫的瘟疫，不同程度地肆虐了欧洲和亚洲。

历史学家将世界性的鼠疫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公元541年的查士丁尼瘟疫，直到公元743年至750年的北非和地中海东部鼠疫结束；第二阶段始于1347年至1352年的黑死病，持续300多年，直到1665年至1666年的伦敦大鼠疫结束；第三阶段从19世纪中叶在南亚、东南亚和东亚新暴发的鼠疫开始，到20世纪中叶逐渐消失。本书描述的是在第三阶段世界性鼠疫期间的一场鼠疫，在致死率和造成的社会后果方面堪比甚至超过伦敦大鼠疫。笛福在其虚构化描述中记录了著名的伦敦大鼠疫，特别是陷入死亡、恐慌和社会崩溃的伦敦。1910年到1911年的中国东北鼠疫，造成了相同数量的人口死亡（另有估计要比伦敦大鼠疫多六千人），但是却少有人知。历史档案中对中国东北鼠疫的学术性记录现有三种，其中有一位重要的参与者伍连德医生所著的内容翔实的自传。25首部历史类成果是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系列中卡尔· F.内森于1967年出版的著作。26内森的优秀著作认为这次鼠疫暴发在最为复杂多变的亚洲地区，重点关注的是围绕鼠疫的国际政治。2006年，马克·加姆萨（Mark Gamsa）根据某位身处哈尔滨的重要参与者的日记，描绘了一位亲历者的讲述，因此能够补充内森和伍连德的记载，提供俄国官员在疫情高峰面对疫情防控任务的视角。27伍连德的自传提供了一位亲历者的视角，具备事后观察的优势和可靠性。

我的研究试图整合中国东北鼠疫的政治、医学和文化视角，将它放置到20世纪初在东亚地区展开的宏观地缘政治角力的语境，延伸上述前人学者的研究工作，围绕第三阶段世界性鼠疫期间的一场特定鼠疫，提供一种更加全面和细致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