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唐摭言》，又名《摭言》，十五卷，唐末五代王定保撰，是一部专门记载唐代科举制度特别是进士考试的笔记小说集。既记载了唐代科举制度的方方面面，包括制度沿革、乡贡、学校、解试、行卷、省试、录取、放榜、谢恩、期集、曲江大会等，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也记载了大量相关的社会风尚、举场习气和唐代士人的逸闻琐事，生动展现了唐代科举社会的真实面貌，是今天了解唐代科举文化的重要参考书。因时代久远，书中词句、名物、史实等颇多僻涩难解之处，读者理解起来多有不便，故对是书加以全面的注释和翻译，庶几便于观览。现就《唐摭言》的作者、编撰过程、主要内容和历史价值做一概述，最后略谈《唐摭言》的版本源流以及整理方式。

一

王定保生活在唐末五代乱世时期，生平史料所记不多，现根据相关材料，对其生平事迹略做叙述。

王定保的生卒年，据《唐摭言》卷三“散序”中自言“定保生于咸通庚寅岁”，可知其生于唐懿宗咸通十一年（870）。其卒年，据《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二载后晋天福五年（940）：“（南汉）以宁远节度使南昌王定保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不逾年亦卒。”可知他卒于940年左右，享年约71岁。

王定保的字号、世系、籍贯，诸家考辨甚多。概括说来，王定保的字号暂无考，旧说其字翊圣，是与太原王荛之子名定保字翊圣者相混。《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载有王定保，字翊圣，是唐武宗时魏郡公王起的曾孙，浙东观察使王龟之孙，右司员外郎王荛之子。唐人极重家讳，《唐摭言》中亦屡避家讳，如卷四“节操”门，“卢大郎补阙，卢名上字与仆家讳同，下字曰晖。升平郑公之甥也”；卷十“韦庄奏请追赠不及第人近代者”门，“王大夫名与定保家讳下一字同。廉问浙东”；而卷十二“轻佻”门中直言王荛而无避讳，且载薛昭纬嘲谑语曰“上李系而下王荛，小人行缀”，则其非王荛之子字翊圣之定保也明矣。王定保的世系，据《唐摭言》卷一“乡贡”门中“七世伯祖鸾台凤阁袭石泉公”之言，应为石泉公王方庆所属之琅琊王氏，至于卷三“散序”中又说“从翁丞相溥”“从叔南海记室涣”，王溥、王涣皆为太原王氏，则或出于唐人同姓攀附之习。王定保的籍贯，据《资治通鉴》《十国春秋》等记载，应为江西南昌，其父在懿宗咸通年间曾担任过太常卿。

王定保的科举及仕宦经历，史料记载不多。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清徐松《登科记考》等载王定保于唐昭宗光化三年（900）进士及第。据《唐摭言》卷八“梦”门中所记，“既三举矣，欲罢不能；于是四举有司，遂侥忝矣”，可知王定保在光化三年及第前曾三次应试落第。王定保家在南昌，应由镇南节度使锺传解送赴试，故《唐摭言》中对锺传颇多溢美之词，称之为“诸侯表式”。王定保进士及第后不久即避乱离开长安，南下湖南，依当地军阀马殷，后又南下容州，在宁远节度使幕下担任巡官。唐末天祐年间，王定保到广州，投靠清海军节度使刘隐，刘隐之弟刘䶮称帝建立南汉后，王定保曾担任礼部郎中、宁远节度使等，官至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王定保的婚姻及家庭情况，只知其进士及第后曾娶当时著名诗人、翰林学士吴融之女，是以《唐摭言》中载吴融之事最多。天复三年（903）吴融死后，吴氏自长安南下寻夫，然而王定保与其断绝了关系。夫妻离异原因未详。《全唐诗》载有沈彬《赠王定保》诗：“仙桂曾攀第一枝，薄游湘水阻佳期。皋桥已失齐眉愿，萧寺行逢落发师。废苑露寒兰寂寞，丹山云断凤参差。闻公已有平生约，谢绝女萝依兔丝。”《直斋书录解题》亦曰：“定保，光化三年进士，为吴融子华婿。丧乱后入湖南，弃其妻弗顾，士论不齿。”

王定保出身官宦世家，四次应试后进士及第，联姻文坛先辈，交游广泛，入过幕府，官至宰相，喜好文学，熟悉典章制度，这都为他编撰《唐摭言》提供了有利的背景。

二

从书中所涉及之人事和编撰方式来看，《唐摭言》的编撰历时久远，非一时一地所作，故其中多有前后矛盾以及错舛、重出之处，例如卢弘正与马植在令狐楚手下争解元之事，见于卷二“争解元”门，又见卷五“以其人不称才试而后惊”门，其中令狐楚所考的内容两处各有不同。韩愈、皇甫湜提携牛僧孺事既见卷六“公荐”门，又见卷七“升沉后进”门，事虽同一，然叙述不同，显为异时所写。此外蒋凝谒徐商事既见卷五“以其人不称才试而后惊”门，又见卷七“知己”门；嘲郑昌图骑驴事既见卷十二“轻佻”门，又见卷十五“条流进士”门。此外不一一列举。王定保最早开始搜集材料应不晚于在江西读书应举之时，直至任官南汉仍编缀不辍。《唐摭言》的成书时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定于周世宗显德元年（954）以后，不确，但成书于唐亡以后五代时期应无疑问。

《唐摭言》的材料来源大致有四：

一，来自官修国史、《实录》、朝廷的诏令制敕、各级政府公文等官方文书。例如卷一“会昌五年举格节文”门，摘自唐武宗会昌五年（845）朝廷公布的举格，“两监”叙述唐朝的国子监和州县官学制度，引自《实录》及历年制敕。

二，来自官修或私人编撰的《登科记》。《登科记》是科举时代及第士人的名录，记载科举及第的人数、姓名、籍贯、年岁以及考官的官职姓名和考试题目等，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卷二“元和元年登科记京兆等第榜叙”门，即录自元和元年（806）《登科记》中的《京兆等第榜》序文，此外还有不少引证自《登科记》的内容。

三，来自同代的笔记小说和诗文集。其中笔记小说引用最多的是唐李肇的《唐国史补》，卷一“述进士下篇”门，介绍当时进士考试中的各种名目和流行现象，几乎全文采自《唐国史补》。除了笔记杂录之外，《唐摭言》还从唐人诗文集中载录了大量科举相关的诗文书札，例如卷十二“自负”门，载录杜甫天宝六载（747）落第次年所写《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卷二“得失以道”门，载录李翱因为弟弟府试失败而写给他的书信等。

四，来自作者的亲身经历、交游见闻和有意识的咨询采访。王定保早年在江西读书，先后四次应试，对江西的人事相当熟悉，因此书中有大量关于江西士人应举之事。王定保及第后留居长安一段时日，从座主李渥，岳父吴融，前辈达人陆扆、颜荛，同宗长辈王溥、王涣，以及同年进士卢延让、杨赞图、崔籍若等处搜集到不少科举的典制和逸闻。离开长安南下之后，王定保仍然有意识地搜集科举相关资料，是以岭南一带和五代时期的科举相关之事在书中亦有记录。

《唐摭言》的编撰动机，据卷三“散序”门，王定保自言，“虽旧第太平里，而迹未尝达京师，故治平盛事，罕得博闻。然以乐闻科第之美，尝谘访于前达间，……时蒙言及京华故事，靡不录之于心，退则编之于简策”。可见王定保很早就对科第之事极感兴趣，故而有机会即搜集科举相关材料，编撰成文。王定保编撰《唐摭言》并不只为搜集科举典章和科场逸闻，而是有一定的思想目的。《四库全书总目》论及《唐摭言》，曰：“是书述有唐一代贡举之制特详，多史志所未及。其一切杂事，亦足以觇名场之风气，验士习之淳浇，法戒兼陈，可为永鉴，不似他家杂录但记异闻已也。”除了述有唐之贡举、觇名场之风气之外，《唐摭言》确有“法戒兼陈”之意。所谓“法戒兼陈”，就是于记人叙事之际评断是非得失，隐寓褒贬规箴，供人取法或警戒。例如卷一“述进士上篇”门中说：“咸亨之后，凡由文学举于有司者，竞集于进士矣。……若乃光宅四夷，垂祚三百，何莫由斯之道者也。”将唐朝兴盛之由与进士紧密关联。又如卷一“散序进士”门中说：“其负倜傥之才，变通之术，苏、张之辨说，荆、聂之胆气，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筹画，弘羊之书计，方朔之诙谐，咸以是而晦之，修身慎行，虽处子之不若。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所无恨。故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王定保对统治阶级用科举来规范士大夫的思想行为，笼络士大夫为其所用的目的认识得颇为深刻。除此之外，王定保还效仿史家笔法，在每卷的卷中或卷末以“论”“赞”的形式加以评论，总计二十余条，申明其大义所在。其“论”“赞”大多是强调仁义道德而鄙薄急功近利的庸俗世风，例如卷四“节操”门后论曰：

范宣之三立，德居其首；夫子之四科，行在其先。矧乃五常者，总之于仁；百虑者，试之于利。祸福不能回至德，贫富不能窥至仁。夫炯戒之伦，而穷达不侔者，其惟命与！苟届诸道，又何穷达之异致矣！

除了这些仁义道德的老调之外，最能体现王定保编撰目的的仍是他对于进士的深刻认识和极度重视。如卷三末尾的论赞：“美给华资，非第勿处；雄藩剧郡，非第勿居。斯乃名实相符，亨达自任，得以惟圣作则，为官择人。有其才者，靡捐于瓮牖绳枢；无其才者，讵系于王孙公子！”将才识、科第、官职三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有才识者方可得进士，为进士者方可任高官。对进士和唐朝政治、社会等级制度的紧密关系，王定保论之甚为深刻。如卷九“好及第恶登科”门后的论赞中说：“殊不知三百年来，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唐中后期门荫衰落，进士地位日益上升，高级官员多由进士出身，贫寒士人不能进士及第，固然要穷困潦倒，世家子弟不能进士及第，家族也要面临衰落断绝的危机，于是贵族官僚纷纷利用进士考试使子弟世代承袭高位，只《唐摭言》中所提及之进士高官世家便有不少，如令狐楚和令狐绹父子、崔慎由和崔胤父子等，皆为进士出身的宰相，此外祖孙、叔侄、兄弟先后中进士、做宰相的也不少，更不论宰相以下的中高级官员。接连三代、四代中进士，一门祖孙、父子、兄弟并为高官的家族越来越多，官僚的世袭关系从以门荫为主转向以进士为主。“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洵为实论。唐代进士初以文学取士，后期虽然渐渐转向文学与政事并重，但重视文学才识的传统始终未变，故而王定保屡屡强调文学才识的重要性。如卷十五“贤仆夫”门列举了数名以萧颖士之仆为代表的“贤仆夫”，之所以是“贤仆”而不是传统的“忠仆”，因为他们的任劳任怨不离不弃，不是建立在人身隶属和传统道德之上，而是建立在对主人才华的敬重与爱惜之上，“乃爱其才耳！”又如卷十“海叙不遇”和“韦庄奏请追赠不及第人近代者”两门，汇录了几十位有才学而坎坷不得志的士人，作者对这些人寄予了深刻的同情，“工拙由人，得丧者命；非贤之咎，伊时之病”。甚至对于“芳林十哲”这类结交宦官以取得前程的士人，作者也认为他们多是寒门才士因为出头无路而剑走偏锋，虽德行有亏，却并非大奸大恶之辈。在书末论赞中，王定保进一步申明自己撰写《唐摭言》是为了表彰文学才识而抵制近代不学无术的浅薄风气：

夫人顶天踵地，惟呼最灵，有德者未必无文。其上也文不胜德，其次也德不胜文；有若文德具美，含元不耀者，其唯圣人乎！奈何近世薄徒，自为岸谷，以含毫舐墨为末事，以察言守分为名流。洎乎评品是非，商较今古，竟不能措一辞，发一论者，能无愧于心乎？故仆虽题亲咏，折冲樽俎者，皆列于门目，斯所以旌表赡敏，而矛楯榛芜也。亦由辱以马鞯，而俟之莺谷，知我者当免咎与！

唐代推崇进士，是以文学之风极盛，王定保身为进士，固不能摆脱传统士人对“德”的推重，然其对“文”的尊崇却要更加深刻，所谓“有德者未必无文”。即使是“德不胜文”之辈，作者在对他们进行道德批判的同时，也对他们的才学进行了充分肯定，承认他们是“良璞”“伟才”。唐末五代社会动荡，科举寥落，文风衰弱，王定保有感于近世官僚只以安分守己为能事，而鄙薄文学才识，下笔不成文，出口不成章，故而编书以讽之。此论赞之前是全书的最后一门“没用处”，记录了数名因为才能不足而被黜落或久试不第之人。比之首卷首门之“统序科第”，末卷末门以“没用处”为结，正体现了作者“旌表赡敏，而矛楯榛芜”的主要编撰目的。

三

《唐摭言》分十五卷，每卷又分若干门，将性质类似的条目汇聚在同一门类下，如卷八“通榜”门汇录梁肃、韩愈等人通榜的事例，卷十“海叙不遇”门汇录罗隐、李洞等怀才不遇的士人。大致来说，前三卷以汇录唐代科举制度相关的掌故、法令、条例为主，间杂当时的科场逸闻和名人轶事。卷一总述唐代科举的起源与流变、规则与典礼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对进士一科的推重，唐太宗见新科进士而喜言“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的故事和唐代推崇进士为“白衣公卿”的说法，皆源于此。卷二专论省试之前的地方解试，其中尤其详述了京兆府解送中的“等第”制度。卷三以进士及第为中心，专论进士及第后的种种程序和礼俗，卷首“散序”门自述作者编撰之初心，醉心“治平盛事”，“乐闻科第之美”，卷末“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门是极丰富的进士及第面面观，尤为作者所津津乐道。后十二卷则以科举相关的人物轶事为主，卷四赞美有节操和气义的考生，以及士人之间的师友情谊，卷五论及士人间的切磋交流，卷六讨论考场中的诸般举荐，卷七主述士人间的知己之情，卷八杂记科场及第的诸般异事，卷九主要记述科场之凶事，多与宦官、军阀相关，卷十罗列怀才不遇的士人，卷十一杂记科场中士人及第、落第之悲欢和请托、荐举之恩怨，卷十二、卷十三皆是列举描述科场内外的士人情态，卷十四记录主考官在主持科举之后的升迁、贬谪，卷十五杂记从唐初到唐末的科场逸闻与科举习气。

《唐摭言》所涉及之人事，从时间跨度看，上至前隋，下至五代十国，包揽有唐一代，其中以作者生活之晚唐为多。从空间跨度看，遍及天下州道，其中以作者出身之江南西道为多。摭言者，摘取言论之意，故全书虽有总体结构和门类设定，却颇为松散，除前三卷尚有比较严整的体例之外，余者每卷之间没有严格的区分，门类的分布也相当随意，哪一条目放在哪一门类只是大概合适就行，例如卷四之“师友”、卷五之“切磋”、卷六之“公荐”、卷七之“知己”，其中条目事例往往可以互换门类。至如后八卷的分卷与门类，更显随意，所述之人事也多有非科举之内容。

总括言之，《唐摭言》的主要内容围绕唐代科举展开，科举中又以进士为主，因进士重文学而又兼及非科举之文坛轶事，总体结构松散，系统性和条理性不强。然而《唐摭言》虽有细碎杂乱之病，却对唐代进士考试做了全面描述。既有对典章制度沿革变化的记录，使读者对有唐一代的科举有一定了解，也有指导士人如何行卷、如何拜谒等的经验之谈，细致入微而颇富世情，更有大量的名人轶事、奇文异章，读起来饶有趣味。因原书结构松散，恐于初读者不便，故在此对书中所述及之唐代科举略做勾勒，存其大体以及关键之处，方便读者在阅读时有所挈领。

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封建时代人才选拔制度中最重要、历时最悠久的一种，滥觞于隋，在唐代逐渐健全而兴盛，是统治阶级用来笼络和控制地主士大夫的重要手段。唐代科举分常科和制科。常科对考试内容有固定的要求，并且按时举行；制科则相反，是为选拔非常之才而举行的不定期非常规考试，通常由皇帝或宰相重臣亲自考试，名目多达六七十种，如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等。常科科目也不少，包括进士、明经、秀才、俊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道举等。但秀才因标准高、考取难而渐废，明法、明字、明算等培养技能型人才，不受重视，皆非科举之主流。进士与明经是常科中最重要的两种，如武周名相中狄仁杰明经出身，张柬之进士出身，诗坛宗匠“元白”中元稹明经出身，白居易进士出身。进士与明经可称唐代贡举之代表，卷一“会昌五年举格节文”门即针对国子监和各地选送的应考明经、进士的举人名额进行规定。相较而言，明经偏重经术而进士偏重文学，明经虽不易得而进士更加难考，每年举进士者不下八九百人（卷一“散序进士”门），而录取者不过百分之二，名额有严格的限制，宁缺毋滥，平均每科不过二三十人。

唐中后期位至高官显爵者多由进士出身，“位极人臣，常有十二三，登显列，十有六七”（卷一“述进士下篇”门）。如德宗贞元八年（792）陆贽以兵部侍郎知贡举，取中韩愈、李观、欧阳詹、李绛、崔群、王涯等二十三人，其中三人后来位至宰相，其余亦多重臣、名士，时称“龙虎榜”。唐人重进士而轻明经，重文学而轻经术，进士及第之后又以经术登科，在唐人看来是“锦袄子上着莎衣”，卷九特为此列一“好及第恶登科”门，指的就是进士“好”及第之后又以经术“恶”登科。因为进士的重要性，人们在编写《登科记》的时候往往专记进士，称为《进士登科记》（卷一“述进士上篇”门）。张柬之的孙子张倬举进士落第，就捧着《登科记》虔诚礼敬，称之为《千佛名经》（卷十“海叙不遇”门）。元和十一年（816）有士人进士及第后写道：“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烂银文似锦，相将白日上青天。”（卷七“好放孤寒”门）一中进士，立刻身价倍增，超凡脱俗，如鱼跃龙门，如白日飞仙。诗人章孝标进士及第后写诗寄给故人：“及第全胜十改官，金汤镀了出长安。马头渐入扬州郭，为报时人洗眼看。”（卷十三“矛楯”门）所谓“及第全胜十改官”，不仅进士及第要胜过十次升官，就算未曾及第，只要成为举人，获得参加进士考试的资格，就可得到地方官员的礼敬和资助。镇南节度使锺传资助举人入京，动辄数十万，可谓巨财（卷二“争解元”门）。举进士通过了最重要的杂文考试，就算最终策试被黜落，也是“与望州长、马一齐资”（卷十一“无官受黜”门），拥有了和望州的长史、司马一样的资历。所谓“为报时人洗眼看”，进士及第不仅和普通人自此判若云泥，朝廷官员也要对新进士俯首低声。武宗会昌三年（843）卢肇状元及第，之前因为他是寒士而对他冷眼相待的地方官员，自刺史以下皆去迎接，人人羞惭悔恨，请卢肇观看赛舟时，卢肇在席上写诗戏谑众人道：“向道是龙刚不信，果然衔得锦标归。”（卷三“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门）

进士不仅对改变士人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名誉有着无与伦比的作用，对士人的心态影响也极为强大。有进士功名者傲视王侯，如玄宗时进士王泠然，写信给之前府试时曾经黜落过他的御史高昌宇，历历数落，“公之辱仆，仆终不忘其故”。洋洋得意，“往者虽蒙公不送，今日亦自致青云。天下进士有数，自河以北，唯仆而已，光华藉甚，不是不知”。向高昌宇求官索妻以为补偿，“望御史今年为仆索一妇，明年为留心一官”。如果不满足要求，“使仆一朝出其不意，与君并肩台阁，侧眼相视，公始悔而谢仆，仆安能有色于君乎？”其报仇雪恨、扬眉吐气、睥睨指使之态，栩栩如生（卷二“恚恨”门）。就算是上书给当朝宰相张说以求提携，王泠然依然不改其张扬兀傲、指点江山之意气，将天下大旱饥荒遍野归因于宰相失职，批评张说“以傲物而富贵骄人，为相以来，竟不能进一贤，拔一善”，“忘往日之栖迟，贪暮年之富贵”，甚至建议张说“举贤自代，让位请归”（卷六“公荐”门）。向人自荐、求人提携之际如此指斥分明、辛辣犀利，虽有大言惊人之目的，但也足见唐朝进士之张扬睥睨、自信桀骜。而没有进士功名者，亲戚以之为耻，一身无地自容。彭伉、湛贲是一对连襟，彭伉进士及第，而湛贲还是县吏。家里举办酒席，彭伉高居首席，而湛贲被安排在后面的小屋里吃饭，湛贲的妻子气愤地责备他说：“男子不能自励，窘辱如此，复何为容！”湛贲于是发奋读书，也考中了进士（卷八“以贤妻激劝而得者”门）。下层寒士要改变命运，对考进士趋之若鹜，达官贵人乃至皇亲国戚也对进士功名极其重视，所谓“搢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卷一“散序进士”）。晚唐诗人刘得仁，本是公主之子，兄弟们都因为显贵的出身而做到高官，而刘得仁想要通过科举做官，考了二三十年没有考中，死后众人谓他含冤而死，作诗相吊：“忍苦为诗身到此，冰魂雪魄已难招。直教桂子落坟上，生得一枝冤始销。”（卷十“海叙不遇”门）唐宣宗特别重视进士，曾用红色笺纸给自己写了一张名帖“乡贡进士李某某”（卷十五“杂记”门），送给主考官。就连《唐摭言》的作者王定保，也因为唐武宗时宰相李德裕下令取消曲江大会和雁塔题名等，认为他是因为自己不由科举出身，“故设法以排之”（卷三“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门）。进士在唐朝的地位可见一斑。

因为进士显赫的社会地位和飞黄腾达的政治前景，是以士人举进士者无不呕心沥血，三十岁之前能考中进士算是非常难得，白居易二十九岁进士及第，写诗夸耀“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卷三“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门）。考十几次者十分常见，甚至于“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所无恨”（卷一“散序进士”门）。刘虚白和裴坦是同学，裴坦中进士后二十多年，已经做了主考官，刘虚白还在场中应试，写诗给裴坦陈情：“不知岁月能多少，犹著麻衣待至公！”（卷四“与恩地旧交”门）卷八“忧中有喜”门中记载了晚唐士人公乘亿，久有文名，却考了快三十年还没考中进士，乡人传说他已去世，妻子从老家来奔丧，夫妻二人在长安郊外偶遇，因为十多年未见，互相凝视而不敢相认，询问之后才知确是亲人，悲喜交集之下“相持而泣”，令人感叹不已。唐人俗谚“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卷一“散序进士”门），洵非虚语，至如唐昭宗天复元年（901）进士榜中有好几名进士已经六七十岁，其中年龄最大的王希羽七十三岁，已经超过了唐朝官员的致仕之龄（卷八“放老”门）。刘虚白和公乘亿、王希羽等毕竟最后进士及第，而终其一生不曾及第者更是不知凡几，唐昭宗光化三年（900），时任左补阙的韦庄奏请朝廷，追赠近代有才而不及第的士人进士及第，并赐官补阙、拾遗，“俾使已升冤人，皆沾圣泽；后来学者，更厉文风”（卷十“韦庄奏请追赠不及第人近代者”门）。其中就有著名诗人李贺、贾岛、罗隐、陆龟蒙等。

进士的重要地位，《唐摭言》言之已详，进士考试及放榜的流程、仪式，书中亦多述及。大略言之。进士考试的参加者称为贡士、举人或举子，其来源有两种，由两京国子监等学校选送者称“生徒”，不经学校而由地方州县选送者称“乡贡”。生徒和乡贡都必须经过考试，生徒考试由学官主持，乡贡考试分县试和府试二级。县试多由县尉主持，府试一般由功曹或司功参军主持，或由属县县尉主持，如文宗开成二年（837）京兆府府试由功曹卢宗回主持（卷二“废等第”门），僖宗乾符四年（877）京兆府府试由万年县尉公乘亿主持（卷二“置等第”门）。府试又称“解试”，合格者由地方政府给予解状，统一解送入京，府试在秋季举行，故又名“秋贡”“秋试”“秋赋”“秋闱”等。对国子监和各地选送应考的举人名额、考试规则、录取人数等，每年的举格都有详细规定（卷一“会昌五年举格节文”门）。唐玄宗开元以前官学重于乡贡，由两监生徒出身的进士居多，天宝之后学校废弛，乡贡进士成为主流（卷一“两监”门、“乡贡”门、“广文”门），其中犹以京兆府和同州、华州解送的举人录取比例最高，“同、华解最推利市，与京兆无异，若首送，无不捷者”（卷二“争解元”门）。是以人人争赴，“以京兆为荣美，同、华为利市”（卷一“两监”门）。解送之日，举行乡饮酒礼，然后乡贡举子随朝集使入京，于十月二十五日到京（卷一“统序科第”门、“贡举厘革并行乡饮酒”门）。到京之后，举子们先要到尚书省报到，交纳家状、文解等证明材料，然后结款通保，验证考试资格（卷一“述进士下篇”门）。

进士考试在尚书省都堂举行，称为“省试”，一般在正月或二月考试，故又名“春试”“春闱”。省试原本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开元二十四年（736）因为落第举子李权对主考官李昂的攻讦，朝廷认为考功员外郎位轻务重，既不能应付众多举人的喧哗诉讼，也无力抵抗高官权贵的请托，必须提高主考官的职位级别，于是改由礼部侍郎主持（卷一“进士归礼部”门），故省试又称“礼部试”。省试大部分时候在京城长安举行，有时也在东都洛阳举行或者两地同时举行（卷一“两都贡举”门）。杜牧及第即在东都洛阳，赋诗曰：“东都放榜未花开，三十三人走马回。”（卷三“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门）正式考试之前，举子们要于十一月一日朝见天子（卷一“朝见”门），然后到国子监拜谒先师孔子（卷一“谒先师”门），此外还要向礼部交纳以往习作的文卷，供主考官录取时参考，称为“纳卷”。除了官方纳卷之外，举子们还要挑选自己的优秀诗文装成卷轴，投送达官贵人、文坛名士以博得赏识，播扬声誉，增加录取机会，称为“行卷”。

进士考试分三场：帖经、杂文、试策。唐初只有试策，高宗调露二年（680），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奏请加试帖经与杂文，永隆二年（681）朝廷颁布《条流明经进士诏》，明确进士加试杂文两篇，杂文考试通过者才能准予试策（卷一“试杂文”门）。开元、天宝之后杂文以诗赋为主，《唐摭言》中所载试题皆为诗赋。诗赋成为衡量举子才华的主要标准，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帖经落榜可用试诗赎救，而杂文落榜等同落第。同理，杂文考得好通常也就意味着进士及第大有希望。卷八“已落重收”门中记载德宗贞元十二年（796）李程杂文落榜，员外郎杨於陵看了他的《日有五色赋》，认为他才堪状元，很为他抱不平，便带着文稿去找主考官吕渭理论，吕渭看了文章后也承认“非状元不可也”，于是重新出榜，李程最终得以高中状元。中唐以后，因为杂文在进士录取中的关键地位，考试顺序改为杂文、帖经、试策。省试的具体地点在都省廊庑之下，席地而坐，自己携带饮食炭火等，考试时间从早晨卯时开始，到晚上酉时为止，后来时间延长，常常允许通宵。懿宗咸通中进士韦承贻考试之夜在都堂壁上题诗：“褒衣博带满尘埃，独上都堂纳试回。蓬巷几时闻吉语，棘篱何日免重来？三条烛尽钟初动，九转丸成鼎未开。残月渐低人扰扰，不知谁是谪仙才。”“白莲千朵照廊明，一片升平雅颂声。才唱第三条烛尽，南宫风景画难成。”（卷十五“杂记”门）诗中对考试的地点、时间、场景和考生焦虑忐忑的心情描绘得栩栩如生，深深引发举人共鸣，一直留在都堂壁上。

进士放榜多在二月，故称“春榜”，又称“金榜”。一般拂晓出榜，榜单贴在礼部南院东墙之上，观者如堵。元和十三年（818）落第举人陈标的诗中描写礼部南院放榜时的情景：“春官南院院墙东，地色初分月色红。文字一千重马拥，喜欢三十二人同。眼前鱼变辞凡水，心逐莺飞出瑞风。莫怪云泥从此别，总曾惆怅去年中。”（卷十五“杂记”门）不仅记录了放榜的时间、地点、考试和及第人数，还生动形象地描写了及第进士的春风得意和落第者的惆怅与自我安慰。新进士们还需参加关试，关试是吏部为及第进士举行的资格考试，由吏部员外郎主考，试作两节判词。唐朝凡考进士者皆可称“进士”，进士及第还未通过关试的称为“新及第进士”，通过关试，身份关系便从礼部转到吏部，获得参加铨选授官的资格，可称为“前进士”（卷一“述进士下篇”门、卷三“关试”门）。从进士到前进士，是士子平步青云的第一步，是以《唐摭言》中屡屡述及，韩仪《知闻近过关试仪以一篇纪之》诗：“短行纳了付三铨，休把新衔恼必先。今日便称前进士，好留春色与明年。”（卷一“述进士下篇”门）“及第后知闻，或遇未及第时题名处，则为添‘前’字。或诗曰：‘曾题名处添前字，送出城人乞旧衣。’”（卷三“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门）

需要注意的是，进士及第后便可铨选做官，但是铨选需要等待，而考中制举或吏部科目选者可以直接授官、超迁授官，因此进士考试并不是唐朝士人考试的终点，为了更快踏入仕途，或者获得更好的升迁机会，考制举或吏部科目选是士人的惯常选择。著名诗人张九龄、王昌龄、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杜牧、李商隐等，都在进士及第之后复又制举或吏部科目选登科。《唐摭言》中亦多处专门言及，例如卷三“今年及第明年登科”门收录进士及第后很快又再次登科者，卷十“载应不捷声价益振”门收录进士及第后再度应试没有考中但却名声更大者。其中何扶在文宗大和九年（835）登进士第，次年又中博学宏词科，同年进士中接连登第者只他一人，故写诗寄其他人道：“金榜题名墨尚新，今年依旧去年春。花间每被红妆问：何事重来只一人？”其春风得意之态，扑面而见。

除了关试之外，进士及第之后的主要活动有三项：参谒宰相、向主考官谢恩、同年期集。主考官率领新科进士到中书都堂参谒宰相，称为“过堂”（卷三“过堂”门）。过堂后，新进士们要到主考官家中拜谢，感谢提携之恩，确立门生与座主的关系，三日后还要曲谢，点明进士与举荐人的关系，“主司方一一言及荐导之处，俾其各谢挈维之力”（卷三“谢恩”门）。谢恩之后便是期集，即进士们参加的多次聚集游宴，以加深进士之间的联络。期集名目繁多，有樱桃宴、月灯阁打球宴、牡丹宴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关宴，也即关试之后举行的曲江大会，皇帝亲临曲江观赏，公卿大臣举家出游，在新进士中挑选东床快婿，众进士于会后集于慈恩寺塔下题名，其热闹欢乐可谓举国之盛事（卷三“散序”门、“宴名”门）。《唐摭言》中篇幅最长的“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门，便是记录进士及第之后的各种趣闻轶事。

进士及第之后的种种活动，除了贡献一春之盛况，留下无数谈资之外，最主要的目的是通过向宰相、主考官、提携者谢恩，以及举办频繁的同年期集活动，建立起进士所代表的上层官僚的关系网。为了保证这张关系网的紧密可靠，甚至诞生了专门的“进士团”来组织管理进士们及第之后的行为（卷三“散序”门）。进士团属民间商业组织，然而对新进士拥有相当强的约束力。进士榜单发布之后，便由进士团负责筹办和新科进士有关的各种活动，如通知及第者进士登科、租借期集院、帮助新科进士拜谢座主及参谒宰相、举办各种游宴集会、为新科进士开路喝道、追索欠债以及纠察违例者等等。如有进士不参加活动或者违反了活动规定，与众人不一致，便要受到进士团的检举和同年们的责罚。例如宣宗大中十二年（858），新科进士卢彖借故不参加期集，独自活动，被进士团揭发之后，进士崔沆判罚此事，写道：“紫陌寻春，便隔同年之面；青云得路，可知异日之心。”（卷三“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门）责怪卢彖在刚中进士的时候就已经不愿和同年们联络，若有一天做了高官，自然不会顾及同年之情。判罚虽是游戏之语，但却明白说出了期集的功能和政治目的。也因为过堂、谢恩、曲江大会等助长朋比结党之风，因此屡屡受到朝廷的打压和抑制，比如唐武宗时宰相李德裕下令取消座主门生之称、曲江大会、雁塔题名等，“伏以国家设文学之科，求贞正之士，所宜行敦风俗，义本君亲，然后申于朝廷，必为国器。岂可怀赏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谓门生，遂成胶固。所以时风浸薄，臣节何施？树党背公，靡不由此”（卷三“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门）。然而唐代进士本就是文学政事合一，是选拔培养高级官员的人才储备库，因此关于进士考试的方方面面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政治利益考量，再加上唐代科举中行卷、请托蔚然成风，“赏拔之私惠”既然难以断绝，座主门生、曲江大会、雁塔题名等习俗也就不可改变，李德裕等的抑制往往昙花一现。

行卷、请托之所以成为唐代科举的重要特征，关键原因是唐代进士考试没有宋代以后的糊名誊录制度，录取与否除了考试成绩的好坏之外，往往还取决于考生平日的声誉和文名。因此除了官方纳卷之外，考生还要向权贵名流行卷以提高文名，希求举荐，如若投合，被行卷者便会主动为行卷者制造声誉，或者直接向主考官举荐。如果得到主考官的青睐，状元也可事先定下。如文宗大和二年（828）杜牧考进士，因《阿房宫赋》名震天下，太学博士吴武陵便向主考官崔郾推荐杜牧为状元，但状元以下前四名早已许人，于是约定将杜牧取为第五名（卷六“公荐”门）。又如德宗贞元二年（786）举子牛锡庶、谢登误入萧昕府邸，萧昕以为二人是来请谒的，命人接待，二人知其为高官后趁便行卷，萧昕因年老，很久没有后辈来拜谒，故对二人大加礼遇，恰逢朝廷任命萧昕主持贡举，萧昕便许诺让他们考居高等，次年二人果然双双进士及第，牛锡庶更高中状元（卷八“遭遇”门）。为全面了解考生的情况，不遗落贤才，主考官还可主动请权威之士拟定名单，作为录取的参考，称为“通榜”。最终录取者往往出于其中。通榜者可以是一人或者数人，和主考官关系密切，且在文坛上有一定地位和声望。比如德宗贞元八年（792）陆贽为主考官时名士梁肃通榜，推荐韩愈等人考中进士，十年后权德舆主考时陆通榜，韩愈参与其中，推荐十人先后进士及第（卷八“通榜”门）。得到主考官的青睐或者名流达人的推荐，几乎是进士及第的必经之路，是以唐代科举中行卷和请托之风盛行，士人无论贤愚，几乎无不上启陈诗，投献请谒，孜孜以求知己，求汲引。除了应进士试，应吏部科目选或仕途求升迁，都免不了行卷和请托。那些请托无路的孤寒之士，或者像贾岛、温庭筠一样得罪了权贵的举子，终身不第、沉沦下僚者比比皆是。《唐摭言》中不厌其烦全文收录了不少科举相关的书信和文章，除了李华、韩愈、李翱、崔颢等著名文人的文章之外，最有价值的是那些未在文学史上留下大名的普通士人的请托书信，其中有怀才不遇之可敬可惜者，有兀傲狷狂之可笑可叹者，有穷途披沥之可悲可悯者，更不乏自我吹嘘之辞、吹捧对方之语，甚或哀求之言、胁迫之论，生动展现了唐代士人在行卷、请托中的种种心态。

除了直接收录文章，《唐摭言》中关于行卷和请托的事例更是举不胜举，作者王定保甚至在卷十五“旧话”“切忌”门中总结了行卷、请托的诸般经验和禁忌，可谓谙熟门道。例如“旧话”门中警告行卷者“见多成丑”，不可时时上门，以免暴露短处，“凡后进游历前达之门，或虑进趋揖让，偶有蹶失，则虽有烜赫之文，终负生疏之诮。故文艺既至，第要投谒庆吊及时，不必孜孜求见也”。卷十一“恶分疏”门记载许昼有诗才，又获得名士吴融、独孤损的赏识，但性情急躁，行事没有分寸，公然在二人面前脱去上衣裸露后背，吴融和独孤损只好“掩袂而入”，许昼既得罪了举荐之人，于是当年自然落第，此即“虽有烜赫之文，终负生疏之诮”之注脚。韩愈同年欧阳詹的孙子欧阳澥，在宰相韦昭度还是中书舍人的时候就上门行卷，连续十多年，并不强行要求见面，而庆贺与吊慰的礼节从来没有缺少过，韦昭度心中感念，做了宰相之后便极力提携欧阳澥，使后者以解元身份入京应试（卷十“海叙不遇”门），此即“第要投谒庆吊及时，不必孜孜求见”之注脚。行卷和请托既成为举进士之必须，便多有权贵借此朋比结党，操控举场选士，如唐文宗时杨虞卿三兄弟阿附权幸，操纵科场，时号“党魁”（卷七“升沉后进”门）。除了主考官和名流达人之外，宰相、皇帝或手握重权的宦官、藩镇等都能影响进士的录取。例如贞元四年（788）刘太真主持贡举，榜单送到宰相处审核，宰相因为不久前朱泚谋反，不想让姓朱的人及第，于是黜落了一名朱姓进士（卷八“误放”门）。顾况之子顾非熊名声很高而久试不第，武宗会昌五年（845）再次落第后，武宗下令追回榜单，录取顾非熊进士及第（卷八“已落重收”门）。唐中后期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投靠宦官或藩镇以取科第者亦不少见，比如文宗开成三年（838）裴思谦倚仗宦官仇士良之势状元及第（卷九“恶得及第”门），僖宗中和二年（882）秦韬玉投靠宦官田令孜而特赐进士及第（卷九“敕赐及第”门），昭宗乾宁五年（898）殷文圭被朱温表荐登进士第（卷九“表荐及第”门）。

行卷和请托之风如此之盛，影响进士录取的因素如此之多，以致主考官夹在多方势力之间常常成为摆设，诗人卢汪屡试不第，写了一首《酒胡子》诗，把主考官比喻成像不倒翁一样被人操纵的酒胡子，讽刺主考官取士没有自己的原则，全随权贵请托而决定，既辨别不了文章好坏，也不能主持是非公道，“有眼不曾分黼黻，有口不能明是非”，徒具选士之空名而已（卷十“海叙不遇”门）。唐代屡屡有科场公案，原因多在于主考官在坚持自己的原则和权贵请托之间无法取得平衡，或者几方势力起了纷争，科场斗争延续到官场。卷十四“主司失意”门中记录了数条主考官因为录取不公或者不合当权者心意而被排斥或贬谪的例子，其中懿宗咸通四年（863）主考官萧仿被弹劾录取不公而贬为蕲州刺史，萧仿在给皇帝的拜表和给朋友的信中痛陈自己被弹劾是因为“不听嘱论，坚收沉滞。请托既绝，求瑕者多”。而无论主考官受到什么因素影响，是否秉公录取，进士名单确实在考试放榜之前已经基本内定。卷八“阴注阳受”的故事中，道人通过鬼神不仅能帮李翱之婿进士及第，还能提前知道录取名单与发榜名次，暗指进士名单与名次早在放榜前就在冥冥中由鬼神注定。进士榜单的榜头用淡墨书写，也被传说是因为“阴注阳受”（卷十五“杂记”门）。“阴注阳受”的说法虽然荒诞不经，但却反映出进士名单往往因为各种关系网而早早定下这一科场惯例。李翱的女婿能及第，与其说是“阴注”，不如说是因为和主考官有关系而“内定”。结合杜牧等人的及第故事，唐代进士录取的风俗习气和某种潜规则，正通过“阴注阳受”这一迷信说法得到了揭示。

《唐摭言》内容丰富，无论对唐代科举制度还是唐代文学的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分而论之，具有以下几点：

一在其对唐代官私文献的引用、保存和梳理，有助于对唐代科举、学校以及各种典章制度、社会风俗的研究。例如卷三“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门中引用奏表、诏令、考试题目等，叙述了进士及第后雁塔题名、曲江大会等风气的兴盛、废止和重新流行，还载录了唐武宗会昌三年（843）王起第三次知贡举时，他的前榜门生华州刺史周墀所写的贺诗、王起的唱和之诗，和王起本次录取的二十二名进士门生唱和座主与前达的交际恭维之诗，不仅留下了一份完整可靠的进士及第名单，且对研究当时的进士录取情况、座主与门生之间的关系、唐代科举与文学的相互影响等也有重要作用。

二是记载了许多唐代士人的逸闻琐事、来往书札、断句零篇，不仅籍籍无名者借此而留迹，成为研究唐代科举世风的珍贵资料，不少达官贵人或诗坛名人，也借此而流传轶事，甚至为后世的戏曲小说提供不少素材。例如卷四“节操”门中记载名相裴度因还带而积阴骘，由饿死之命改为宰相之命的故事，后被元代著名戏曲家关汉卿敷演成了杂剧《裴度还带》。卷五“以其人不称才试而后惊”门中记载洪州都督阎公大宴滕王阁求写诗序，欲替女婿扬名，众人顺其心意纷纷推辞，而王勃挥笔写作《滕王阁序》，阎公初时大怒，及至听闻“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惊叹动容赞为天才。此故事脍炙人口，经过历代增补润色，最后成为明冯梦龙《醒世恒言》中《马当神风送滕王阁》这样的著名小说。此外《唐摭言》中的著名故事还有孟浩然因赋诗“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而被唐玄宗放归南山、贺知章因《蜀道难》而惊叹李白为仙人降世、杜甫自负其才而屡试不第、韩愈巧妙设计提携牛僧孺、李贺七岁而被韩愈面试《高轩过》、顾况因“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而对白居易改容相敬、王播题诗饭后钟、张祜与徐凝争解元、吴武陵为杜牧向主考官索要状元、赵嘏因“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而被称为“赵倚楼”、温庭筠恃才傲物科场作弊而被贬斥出京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名人轶事大部分有夸张和附会之处，更有一些纯属虚构，并非史实，此类故事学者辨之甚详，本书内亦有注释提及，不于此细述。

三，也是《唐摭言》最有价值的一点，即生动具体地展示了唐代进士考试的流程、仪式、习俗等方方面面，勾画了科举制度背景下唐代士人喜怒哀乐、浮沉悲欢的众生相，使读者能知其三昧。科举本是唐代诸多选官制度之一，但随着越来越多的高级官员从进士出身，科举成为入仕之正途，门荫制度衰落，进士家族崛起。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加尊号后郊天赦文》：“从今已后，江淮百姓非前进士及登科有名闻者，纵因官罢职，居别州寄住，亦不称为衣冠户。其差科色役，并同当处百姓流例处分。”僖宗乾符二年（875）《南郊赦文》：“准会昌中敕，家有进士及第，方免差役，其余只庇一身。”将官员中进士出身者和其他出身者区分开来，赋予其“衣冠户”的特殊身份，免除一家赋役。进士拥有了两晋南北朝以来士族门阀和唐初以来五品以上清资官才有的特权。进士和政治权力的密不可分、进士对社会等级的改变和社会价值观念对进士的尊崇，几者互相影响，使大多数士人渴望通过科举直上青云。个人的悲欢喜怒，家族的荣辱浮沉，往往系于科举，但科举之路艰难无比，皓首文场者不计其数。《唐摭言》卷一“散序进士”门中言道：“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白衣公卿与英雄白头，两个“白”字，道尽了进士之荣贵与及第之艰辛。《唐摭言》全方位地展现了唐代的科举情态，从不同角度使读者体会到进士对唐人的意义所在，上至天子自称进士，下至仆役敬爱惜才，起自寒苦者忽有一朝扬眉中举，出身贵胄者不乏终身沉沦不第，君子秉公推贤成人之美，小人朋比钻营沽名钓誉，有功名者啸傲于宰相，无功名者不齿于妻子，金榜题名终身为美，场中仇怨没齿不忘，曲江大会共赞一春盛事，棘篱久困自苦百转回肠，贵介登科豪掷千金，落第诗文刺骨酸心，请托行卷人人不免，造谣诽谤处处横生，日思夜虑甚至于看相、圆梦、听卜，为求一第而不惜投靠军阀、宦官、权臣……如此种种，读者阅读《唐摭言》时自能体味。

四

关于《唐摭言》的流传及刊刻情况。《唐摭言》自成书后以抄本行世，早在五代，孙光宪的《北梦琐言》中就已引用《唐摭言》，北宋大型类书《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中征引《唐摭言》处甚多，欧阳修等人所编《新唐书》中亦有来自《唐摭言》之内容。宋代公私书目如《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遂书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等都有所著录，但宋代民间见此书者尚寥寥，目前所载录的《唐摭言》最早刻本是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由郑昉刊刻的十五卷本，可惜未曾流传。明代此书所刊亦不广，多以节刊本或抄本流传。直到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卢见曾雅雨堂丛书刻本面世后，《唐摭言》的全刊本始流传渐广。现存以及文献著录的《唐摭言》版本约有一二十种，其中以卢见曾雅雨堂丛书本和张海鹏学津讨原丛书本流传最广。雅雨堂本分初印本和后印本，初印本错失较多，后印本修订厘正了初印本的不少错讹混乱之处。学津讨原本亦源自雅雨堂初印本而有所订正。《唐摭言》的诸多传世版本中，以雅雨堂后印本最为精审。

笔者此次为《唐摭言》作注译，以雅雨堂丛书后印本为底本，参考了姜汉椿先生《唐摭言校注》、陶绍清先生《唐摭言校证》等的校注成果。关于校勘，底本有确定讹误者，于原文校改并出注说明校改依据，有疑误之处或系作者笔误者，保留原文，只在注中说明。因《唐摭言》多不以卷而以门分类立意，故于每门之前设置题解，介绍本门的主要内容和作者的品评议论。本书注释，着重字词、专名、典故以及史实等，因本书是科举类专著，科举出身和士人的仕宦紧密相关，故对所涉人物的科举及仕宦经历略做叙述，书中有错舛、矛盾以及附会不实之处，亦根据学界研究成果予以订正说明，俾读者知其一而解其二。关于译文，以直译为主，其中铭箴赋表等皆在译文中加以翻译，力求在直译之上体现原文之风格意境，至于诗歌，在译文中翻译恐影响阅读，故而只在注解中加以阐释解读，助读者解其诗意。

限于笔者才疏学浅，书中不免有错舛讹误、挂一漏万以及强作解人之处，还望方家不吝指教！最后，感谢中华书局的张彩梅女士为本书的编辑和出版付出的辛苦努力！

孔燕妮

2024年12月于金陵橘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