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 1952—2020)

学术生平

贝尔纳·斯蒂格勒1952 年4 月1 日生于法国维勒邦。他的父亲是一名电子工程师。在父亲的熏陶下,他从小就对电子仪器有着浓厚的兴趣。 1969年高中毕业后,斯蒂格勒在法国电影自由学院学习导演。求学期间,他在农场、餐馆、酒吧等地打工,并开始经营自己的酒吧。时值五月风暴发生后不久,多有思想激进的青年人来酒吧喝酒,警方希望斯蒂格勒为他们做污点证人。斯蒂格勒拒绝了这一要求,随后警察查封了他的酒吧以及他的银行账户。斯蒂格勒一气之下抢劫了四家自己存钱的银行并因此入狱。在狱中,经一位研究哲学的狱友介绍,他开始自学马克思、胡塞尔、海德格尔以及法共哲学家的思想,并引起了德里达的关注。出狱后,他拜德里达为师,并结合自己这些年所做的关于技术、记忆、创新和个体化等方面的研究和工作,写作了五卷本的《技术与时间》。凭借这一作品,他获得了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此后,他先后在贡比涅技术大学、法国国家视听研究院等机构任职,并创办了“工业化政治与精神技术学国际研究协会”和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研究与创新学院,致力于在资本主义技术形态之外寻找新的技术—社会可能性。斯蒂格勒的主要著作除了20世纪90年代完成的《技术与时间》 (五卷本,其中两卷没有出版) ,还有《象征的贫困》 (二卷,2004—2005 ) 、《怀疑和失信》 (三卷, 2004—2006) 、《构成欧洲》 (二卷,2005) 、《新政治经济学批判》 (2009) 、《休克状态》 (2015) 、《自动化社会》 (第一卷,2015)、《在断裂中:怎么才能不发疯》(2020)等三十余部著作。《技术与时间》的中译本出版后,斯蒂格勒受到国内学界的高度关注。他多次应邀前来中国交流访问,并担任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中国美术学院客座教授,在两校举办了一系列讲座和研讨班,讲稿结集为《人类纪里的艺术:斯蒂格勒中国美院讲座》(2016)和《南京课程:在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自然辩证法〉》(2019)出版。 2020年8 月6 日,据说是因为受到精神疾病的严重困扰,68岁的斯蒂格勒选择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斯蒂格勒是继德里达之后最重要的法国哲学家之一,在技术哲学领域做出了特别突出的贡献。他融合了柏拉图、康德、马克思、胡塞尔、海德格尔、弗洛伊德、西蒙栋、勒鲁瓦古兰、拉康、德里达等哲学家的思想,又将这些思想引入其关于技术、时间、记忆、个体化、药学、欲望、义肢、后种系生成、数字媒体、资本主义社会等问题的思考,并形成了原创性的技术哲学思想。他的代表作《技术与时间》既是他与康德、胡塞尔、海德格尔、弗洛伊德、西蒙栋、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德里达、布尔迪厄等人的对话与论战,也是最为集中地呈现他的原创思想的沃土,其后出版的《象征的贫困》《新政治经济学批判》《自动化社会》等著作,均可被视为他的理论和经验延续的成果。

斯蒂格勒最为人熟知的理论贡献是他关于第三持存(rétentions tertiaires,也称第三记忆)的创见。在胡塞尔第一、第二持存和康德“纯粹知性概念的图型法”的基础上,他发展出第三持存,以突出技术在记忆中的作用,并为他的记忆分层结构理论做铺垫。斯蒂格勒借助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现象学中的前摄、想象、持存等概念,将时间意识融入记忆结构,同时发展了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三重综合”,提出了记忆的第三持存。简单地说,第一持存指当下的体验,是对时间流逝过程中每一个“此刻”的感知,例如我们在旅途中观赏景色时的即时感受。第二持存指我们对此前的感受的回忆和想象,这种回忆和想象能够带来一种因时间流逝而产生的历史感和自我反思,如我们对旅途中景物的追忆。第三持存基于人对技术的使用,即记忆在技术上的附着和再现。例如,我们在观赏风景时拿出手机拍照,照片便成为我们的记忆的技术载体,一种“物”的凭证。这样,斯蒂格勒就将时间、记忆与技术结合在了一起。借助普罗米修斯和爱比米修斯的神话隐喻,斯蒂格勒指出人的本质指向一种技术性,由此将记忆与人的本质结合在一起,并达及他的理论目标,即提示当代强大的第三持存对人的影响。

在斯蒂格勒看来,传统哲学将技术与逻各斯对立起来,承笛卡儿一脉的逻辑把技术视作外在于人的物质客体。这种将人和技术分开的二元论方法无法指引我们认清人与技术的关系的本质。斯蒂格勒认为,不能将技术视作简单的自然物体或生命物体,作为有机化的无机物,技术在人成为人之时就构成人的一部分。相对于人的内在器官,技术实质上构成了人的外在器官,即技术义肢(prothèse) 。比如,眼镜就是最常见的技术义肢,人们无法离开的外在器官。当人们对眼镜这样的技术习以为常时,技术便已内化入身体,与内在器官融为一体。因此,斯蒂格勒指出,技术作为海德格尔所说的上手之物,是人存在的基本条件。

在技术的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工业技术义肢逐渐侵占人的内在器官,斯蒂格勒借用地质学术语“人类纪”来指称这样一种发展状态。他认为,在从工业技术到数字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技术义肢延伸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身体的最细微之处,甚至影响到人的本能需求,而技术义肢对本能需求的复刻和再生产,就是现代广告所做的事情。

技术义肢构成人的特殊生存进化状态,即后种系生成(épiphylogénéyigue)。举例来说,我们在科幻片中常见人与机器的结合,这种半人半机器的状态就是人的后种系生成。后种系生成一方面强调人和技术的融合不是一种个人选择,而是一个种系的历史命运,另一方面强调这种生成状态是一个过程,一个有所指向但是看不到明确终点的过程。斯蒂格勒提出,后种系生成的内在意义在于,对技术的认识从人类学意义上的认识或工具性的认识走向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认识,技术不再是一种中性的、无机的、被随意处置的可控制之物,不再是与主体二元对立的外在客体,而是与人的存在本质关联的重要部分。这种关联在现代数字技术发展的背景下,呈现为人的主体直接在场被虚拟的IP在场所取代的状态,并指向当下人类纪的生存危机。

解释社会不是斯蒂格勒的理论终点,在社会底层挣扎的他,深刻认识到了改造社会的重要性。斯蒂格勒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的思想,以无产阶级化(proletarietization)来解释资本主义发展和机器技术变革导致的后果。斯蒂格勒认为,19 世纪的无产阶级化指向技能知识的丧失, 20世纪的消费资本主义指向生存知识的丧失,而21 世纪数字技术的工业化指向理论知识的丧失。人们将自身的知识外化至技术义肢时,看似知识通过技术持存在更大程度上得以留存,但实际上这种知识状态只表明了技术义肢的增殖,人本身拥有的知识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变得更少。这种知识的无产阶级化使得每个进入数字工业的人成为精神休克的劳作者,成为数字工业的一个光标,没有反思的可能性。斯蒂格勒指出,由数字技术驱动的超级工业社会已经进入一个系统性愚昧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矛盾不再是早期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而是被普遍无产阶级化的人与技术工业体系之间的斗争。这就引出了他对当下技术工业体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在斯蒂格勒看来,当下的技术工业体系以数字技术为主导,每个人既为数字工业工作、服务,又受惠于数字化生活。这是一种不仅出卖劳动力,而且出卖知识与心灵劳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的本能需求被彻底掏空。这是斯蒂格勒对弗洛伊德的再阐释。在他看来,除了基本的生存需求,人的本能需求还包括很多方面。如果说19 世纪的工业化生产对标的是生存需求,那么21世纪的超级工业社会便是将本能需求的方方面面放入数字工业的可操作对象的序列,人的个性展现受限于网络的生存规则,人类的出路不明。受德里达的直接启发,斯蒂格勒提出的解决之道是利用技术的两面性,即技术本身是一种药,兼具毒性和药性,既会毒化人的生存状态,又内含了解救之道,单纯地反对和逃避技术不仅不现实,也是对人的本质的弃离。斯蒂格勒致力于借助技术的药性来解毒,力求发展出资本控制之外的贡献性数字技术。他希望在看重负熵的经济的辅助下,设计新的万维网结构。

对传播学学科建制的贡献

斯蒂格勒受到传播学学者的关注主要是因为新媒体技术在当下的发展及其产生的社会影响。他本人时刻关注这一社会动向,从技术现象学的视角审视新媒体技术及其社会效应,并形成了一系列原创的概念体系和媒介思想。可以说,他是当下技术哲学领域最为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为媒介技术哲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尽管英尼斯、麦克卢汉、鲍德里亚、德布雷、基特勒等学者从不同面向为媒介技术哲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但是斯蒂格勒的独特之处在于将媒介、技术与记忆、人的存在等范畴勾连在一起,并且通过与西蒙栋、海德格尔、德里达等先驱的对话与论战,重新审视了数字时代的新技术,特别是媒介技术所承载的历史意义及其折射出来的人类存在状态。斯蒂格勒并不关注某一特定类型的媒介技术,也不从媒介内容出发来审视其导致的后果,而是从整个媒介技术构建的信息系统的角度,将电报、电话、摄影、录音、电影、广播、电视等综合起来,指出这些外化的记忆装置共同导致了一种加速工业化的状态,世界记忆屈从于这种将心理和群体同一化与标准化的工业化。斯蒂格勒的技术理论不是一种形而上的分析,而是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技术批判结合起来,从“改造世界”的动机出发来审视媒介技术。这是他的媒介研究的一大特点。

斯蒂格勒深受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并继承了其社会批判的逻辑。在阿多诺、霍克海默等提出的文化工业和意识工业的基础上,他结合记忆的工业化,提出随着工业时间不断复杂化,技术的聚合在使物流产业(信息技术)、传输工业(远程通信)、象征符号产业(视听节目)相融合的同时,还会促使记忆的技术体系与生产物质资料的技术体系在科技、工业、资本等层面实现功能的融合,使工业社会发展到超级工业化阶段,甚至整个文化界、知识界、思想界以及艺术创作、科学研究、高等教育等领域均会臣服于社会经济发展和各类市场的迫切需求。

在超级工业社会中,原先由大众传媒形塑的对特定象征符号的认同被信息工业和数字传媒以可计算的形式和内容替代。这种可计算性抹杀一切独特性,在将整体同一化的同时,也剥夺了理论知识的自我记忆。受这种可计算性支配的世界变成一片荒漠,工业创造越来越多,精神价值越来越少。这是斯蒂格勒对马克思“异化”思想的当代书写,这些观点对于建构一种批判性的媒介理论至关重要。

这也是斯蒂格勒对于当下数字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阐释。在他看来,作为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基础的超工业技术体系本身就是一系列复杂义肢中的记忆装置,随着电视、手机、电脑和全球定位系统等各种类型的体外记忆装置的普及,所有人都将依赖这些记忆装置的运转。这一阶段的数字资本主义处在超级工业化时代。表面上看,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类的记忆似乎因记忆的外在化技术的发展而得到无限的扩展,而实际上,这是一个范围广泛的心灵的无产阶级化过程,人类的认知能力被逐步瓦解,最终将导致系统性愚昧。数字资本主义通过改变人们选择和接受的方式,将技术体系、记忆术乃至世界化在某种程度上融合在一起。从这种记忆装置的角度看待媒介技术,将媒介技术、人的生存状态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结合起来,也使得媒介技术从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转变为建构社会形态的方式。这种将记忆工业化融入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的路径对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扩展阅读

原作

〔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赵和平、印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

〔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裴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

〔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方尔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

〔法〕贝尔纳·斯蒂格勒:《南京课程:在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自然辩证法〉》,张福公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法〕贝尔纳·斯蒂格勒:《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张新木、庞茂森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Jacques Derrida and Bernard Stiegler, Echographies of Television: Filmed Interviews, trans. by Jennifer Bajorek,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