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1938— )

学术生平

安东尼·吉登斯1938年1 月8 日出生于伦敦北部的埃德蒙顿,其父是伦敦运输公司的一名普通职员。 1956 年,吉登斯进入赫尔大学学习心理学和社会学,是家中第一位获得大学文凭的成员。 1959年,吉登斯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硕士,以论文《当代英国的体育运动与社会》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随后他在莱斯特大学任讲师,讲授社会心理学。莱斯特大学本来只是一所声名不显的地方大学,但它聘用了流亡学者伊利亚·诺伊斯塔特和诺伯特·埃利亚斯,两人一起将该校社会学系建为全英最大、最有影响的社会学系之一,而吉登斯的教席就是他们任命的。吉登斯曾经在1961—1962年上过埃利亚斯的课,但是吉登斯只承认他的地位,而不承认他对自己的影响。对此,有些学者从文本解读的角度出发,指出吉登斯的理论受到埃利亚斯的启发,甚至认为“吉登斯欠埃利亚斯的多于他承认的” 。 1966年至1968 年间,吉登斯在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短期任教。 1969年,他受聘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并同时开始攻读博士学位。 1974年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后吉登斯留校任教,并于1987年获得正教授职位。 1985年,他与戴维·赫尔德和约翰·汤普森一同创办了世界知名的政体出版社。 1997—2003年,吉登斯出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并成为公共政策研究所咨询委员会成员。吉登斯也是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的顾问,其“第三条道路”学说成为布莱尔的政治指导理念,并且影响了20世纪末全球政治的发展方向。 2004年,吉登斯被授予“终身贵族”的称号,以男爵身份成为英国上议院议员。

吉登斯的自我规划能力相当惊人,从一开始就目标明确、稳扎稳打地进行学术研究,而且他笔耕不辍,写有至少34本著作,速度高达平均一年一本以上,这些作品以至少29种语言在全球发行。 2009年,71岁的吉登斯不仅修订出版了《社会学》这部经典教材,还推出新作《气候变化的政治》,再次引起学界和政治界的广泛关注。必须肯定的是,吉登斯是与布尔迪厄、哈贝马斯齐名的当代欧洲社会学思想大师。他论著甚丰,在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哲学等领域都有相当的影响力。对于他的成就,学者马丁·奥布赖恩曾在《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的导论中这样评价:安东尼·吉登斯是战后英国主要的社会学家之一。他的著作囊括了三十多年的社会和政治变革,并且一直处于80年代和90年代社会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前沿。他对社会学传统的诠释二十年来一直是(而且仍然是)社会学理论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内容的中流砥柱;对社会学所关心的核心问题,他那富于想象力的重新论述和对于学术辩论、知识争论的促进作用同样重要。他是一位划时代的社会学理论家、出版界的独行侠和影响越来越大的政治哲学家。

具体而言,吉登斯对社会理论与方法的贡献集中在三方面:对西方社会理论各流派尤其是三大传统(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进行评述;建构了“结构化理论”;提出反思性现代性理论。事实上,吉登斯在这三个范畴的建树亦将他的研究生涯划分成三个阶段:对经典思想家作品的解读贯穿他整个20世纪70年代的工作,这个时期他的代表作有《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 (1971)和《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1976) ,这些反思性研究为他后来对现代性社会的创造性论述做了关键的铺垫。到了80年代,吉登斯的研究进入过渡时期。一方面,他将70年代的学术旨趣进一步延伸至当代社会理论领域,如1982年出版的《社会学:批判的导论》;另一方面,经过一次次整合现有的理论框架,他终于在1984年的《社会的构成》中宣示了自己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结构化理论。此后,他结合新型的社会观察,进一步阐述结构化理论,进入了最具原创性的时期,出版了一系列表述“现代性社会”的论著,如《民族—国家与暴力》 (1985) 、《现代性的后果》 (1990)、《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1991)、《超越左与右》(1994)等。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虽然吉登斯没有专门关注传播研究,他对传播理论的影响亦是间接的,但是这也无妨他在传播学界,尤其是在传播与社会这个交叉领域声名显赫。他从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的著作的分析中提炼出“现代性社会理论”的基本特征,在集大成的基础上扩展了现代性理论,进而为探讨现代性视野中的传播学提供了分析框架。

要理解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必须回到他的方法论。吉登斯通过重述与批判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解释社会学等研究思路,提出了著名的“结构化理论”。他试图以此消除社会结构与个人能动性之间的对立,使以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客体主义”与以解释学为代表的“主体主义”实现沟通。尽管这种“中间派”思路早已存在,但是吉登斯没有停留在抽象的可能性之上。他用“结构”指称被持续反复地组织起来的一系列规则或资源,其中的规则是社会互动中的“方法性程序”。 “结构”既是约束性要素,又是表意符码,行动主体正是通过利用规则和资源,在时空中维持并再生产了结构。更重要的是,吉登斯借助戈夫曼的日常接触理论和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看到了社会与个人的交汇点,即“日常生活”的形成过程。吉登斯从互动论出发,搭建了宏观社会学与微观社会学之间的桥梁,揭示了社会与人的同构关系,赋予了“结构”这一概念可转化性与灵活性。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表示:以结构二重性观点来看,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意义的角度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吉登斯这一调和式的结构化理论为传播研究提供了具有较强解释力的方法论工具。他在阐释结构化理论时经常使用的“惯例”概念亦常常被应用于新闻生产研究,以探究媒体组织内部在进行信息生产时反复出现却未必被反思的实践意识。

吉登斯的现代性社会理论正是基于结构化理论而展开的,要么侧重于社会结构概念阐述现代性的制度化,要么倾向于从个人能动性概念出发,讨论结构与个体的关系。而在这一论述过程中,吉登斯发现了现代性的三种动力品质,即时空分离、抽离化机制和反思性,并借此建立起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相结合的现代性思想体系:现代性通过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督、军事力量四个维度的全球化延伸,使得时空分离,形成抽离化机制,形成由缺席主导在场的远距离交往方式,并导致信任危机和后传统秩序的产生。这一结构特征的变化也影响了人的日常生活,不仅怀疑意识盛行,而且随着抽象系统的发展和知识的专业化,个体乃至集体日益依赖不在场的专家系统的知识进行反思性监控,加快了传统的消亡和全球化的进一步扩展。未来被持续不断地卷入现实,变得难以预料,现代社会也成了风险社会。最后,这些变动也反映在现代性条件下亲密关系、自我认同与自我规划的变化中。吉登斯强调,时空重组加上抽离化机制,导致现代性所固有的制度特质变得极端化和全球化,也使得日常社会生活的内容和本质发生了转变。

通过建立现代性理论框架,吉登斯为传播学理论与社会学理论的对话搭建了重要的沟通桥梁。虽然吉登斯并没有形成较为系统的传播思想,只是在其著作中偶有涉及大众传播媒介与现代性社会的作用,但是这些零散的观点都契合了他的结构化理论,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吉登斯还创造了一些颇具阐释力的概念,影响了后来的媒介与社会研究、全球传播学与发展传播学研究。如他意识到制度的传播大多依赖大众媒体,而这些媒体机构使国家更容易渗透到社会中,强化了结构对人的监视。他也指出了媒体对于制度的影响,指出了媒体在现代性社会的全球化过程中所具有的不可小觑的力量。他在《现代性的后果》中直言:如果没有铺天盖地的由“新闻”所传达的共享知识的话,现代性制度的全球性扩张本来是不可能的。到了《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他进一步从自我认同的角度解释了媒体的作用,认为由大众媒体传递的经验,长久地影响着自我认同和社会关系的基本组织,而伴随大众媒体尤其是电子媒体的发展,自我发展和社会体系间的相互渗透不仅日益明显,而且走向全球化。他指出:在现代性的后传统秩序中,以及在新型媒体所传递的经验背景下,自我认同成了一种反思性地组织起来的活动。在“自我认同”的基础上,吉登斯延伸出了“纯粹关系”这一概念,意指一种外在标准已经被消解的关系,其存在也仅是为了这种关系所能给予的某种奖赏。这一论述为新媒体研究尤其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社会化媒体研究提供了有用的概念和新颖的观察视野。此外,吉登斯所提出的高度现代性或晚期现代性条件下“自我的四个困境”(联合相对于分裂、无力感相对于占有、权威相对于不确定性、个人化相对于商品化)思想,对于当代受众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对传播学学科建制的贡献

作为现代社会理论领域的大家,吉登斯虽然并未涉足传播学领域,也没有正式将传媒这一对象纳入他的现代性理论体系,但是他为传播研究的社会学取向研究作出了不可取代的贡献。他不仅沟通了传播学与社会学这两个领域,而且加强了两者的联系,丰富了传播学的研究图景。同时,吉登斯已经推开了媒体现代性研究的大门,后来的学者要想探讨传媒与现代社会的关系几乎都绕不开他,不是引用他的概念就是批判和发展他的思想。这一点明显体现在吉登斯所培养的学生——享有相当声誉的媒介社会学家约翰·汤普森身上。汤普森通过《媒介与现代性:媒介的社会学理论》这一著作正式确定了媒介与现代性社会的关系,并且进一步扩展了吉登斯的思想,引进了“意识形态”这一关键词,使得媒介社会学研究更具批判性。

另外,吉登斯也为政治传播作出了创新性的贡献,带来了更多学科想象力。吉登斯后期的研究兴趣转向了政治学,提出了著名的“第三条道路”学说以及“生活政治”的概念。这不仅对政治传播有一定的影响,其学说本身也已经成为政治传播的研究对象之一。吉登斯的观点也与齐格蒙特·鲍曼的共和政治观形成了西方政治理论史上备受关注的“对话”,对于政治传播学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此外,吉登斯虽然不是率先提出“风险社会”这一概念的学者,但是他的风险思想和反思性的现代性思想为政治传播和策略传播打开了新的研究视域,例如在探究公共突发事件的媒介应对机制时,吉登斯把这些事件面临的风险分成“外部风险”与“人造风险”。而且,他也启发人们可以从媒介作为制度化的反思性组织这一角度出发寻找这些问题的症结所在。

扩展阅读

原作

〔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英〕安东尼·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陈永国、汪民安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田佑中、刘江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李惠斌、杨雪冬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英〕安东尼·吉登斯:《气候变化的政治》,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英〕安东尼·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权力、财产与国家》,郭忠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批判的导论》,郭忠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李康、李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夏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英〕安东尼·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郭忠华、潘华凌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修订版)》,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2年版。

〔英〕安东尼·吉登斯、菲利普·萨顿:《社会学(第八版)》,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