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卖部

萨莉·霍纳走进了位于百老汇和费德勒尔街交叉口的小卖部。她要偷一个五分钱的笔记本。学校的女生小团体要她试胆，当时她拼命想要加入她们。萨莉长这么大从没偷过东西。这家店是她平时买文具和最喜欢的糖果的地方。小团体的成员告诉她，事情很简单，她是东北小学（Northeast School）五年级的荣誉学生、红十字会少年团的主席，像她这样的孩子偷东西也不会遭人怀疑。萨莉被说服了，虽然内心还是充满了对违法犯罪的恐惧。那是1948年3月一个普通的下午，萨莉没有想到，一次简单的顺手牵羊就足以毁掉她的人生。

踏进店门后，萨莉直接拿起她在亮白色的五分钱货架上看到的第一个笔记本。她把东西塞进包里，转身就往出口走，并注意保持目视前方。马上就要自由了，但还未及跨过那道门时，有人抓住了她的胳膊。

萨莉仰起头。一个体形瘦长、五官锐利的男人几乎是从她的上方逼近过来，绅士帽的宽帽檐下面露出铁灰色的头发，眼睛时蓝时灰。他的鼻子右侧有道伤疤划过脸颊，衣领处盖着另一道疤，抓着萨莉的那只手上还有块更旧的、半月形的烧伤。任何成年人都能将其定位为四五十岁的中年男子，但在10岁的萨莉眼中，他已老得不能再老了。

他对萨莉说：“我是FBI探员，你被逮捕了。”

在这种情况下，萨莉的反应就跟许多小孩子一样：她哭了、畏缩了。耻辱感如狂风骤雨涌上心头。

她僵在原地。男人声音低沉，眼神冰冷。马路对面的市政厅是卡姆登最高的建筑，他指着那里说，像她这样的小姑娘要送进去听候发落。刚开始她没有明白是什么意思，于是他解释道，为了惩罚偷盗行为，她会被关进少管所。

萨莉对少管所了解得不多，但那肯定不是什么好地方。她还在哭。

男人冷酷的态度突然缓和了。他说她的运气很好，碰上的不是别的FBI探员。如果她答应每隔一段时间就到他身边汇报，他可以放她走。从轻发落，网开一面。

萨莉不哭了。原来他会放她走。这样她就不用从少管所给母亲打电话——她那可怜的、劳累过度的母亲埃拉。五年前，酗酒的丈夫（萨莉的父亲）自杀身亡，从那时起埃拉便一个人辛苦支撑着家庭，每天早出晚归，去裁缝店工作。萨莉放学回来，家里经常是空荡荡的。

但顾不上想这些了。

她现在要逃脱的是真真切切的惩罚。对小团体的向往早已抛在脑后，她现在只感到庆幸：她好像不用去面对那更加使她害怕的事情了。

萨莉不知道这次缓刑是有期限的。而它逾期的日子随时可能悄无声息地到来。

FBI的男人好几个月都没联系她。春天一点点流逝，夏天到了。萨莉在东北小学念完了五年级。她成绩还是很好，一直是荣誉学生。她在红十字会少年团的工作也没有停下，常去医院做志愿者。

班主任萨拉·汉林（Sarah Hanlin）特别指出，萨莉“是个非常惹人喜欢的孩子……很优秀的学生。聪明，有礼貌”。萨莉虎口脱险成功，她肯定每天都为自己还拥有自由而庆幸感激不已。

萨莉儿时的卡姆登与现在的卡姆登有着天壤之别。萨莉的同学埃玛·迪伦佐（Emma DiRenzo）表示，在这里长大是“极好的”：“卡姆登以前是个很完美的地方，但现在你要这么说的话，人家都会瞪大眼睛看着你。”市政厅里常有学生欢呼呐喊，基督教青年会会举办各种社交活动。女孩儿们在人行道上跳绳，路边是大理石台阶的房子。卡姆登的居民热爱自己的社区，并为生活在其中而骄傲——无论是城南的意大利人，城北的爱尔兰人，还是城东边克拉默希尔（Cramer Hill）附近的德国人，抑或是芒特伊弗雷姆（Mt. Ephraim）大街上的波兰人（可以见到他们在亚斯科尔斯基的店门口排队买烟熏红肠，或在莫顿面包房里等新鲜面包出炉）。他们才不想什么迁徙的事，因为压根就没有理由搬走。

萨莉家住在椴树街（Linden Street）944号，夹在九街和十街中间；东边隔着几条马路就是科尔内留斯·马丁公园（Cornelius Martin Park），向西步行可达市中心的商业区，到通往费城的本·富兰克林大桥也只有几分钟的路程。社区本身非常安静，又能享受到临近闹市的种种便利。可如今那里甚至已经没有社区了。萨莉童年的联排房屋几十年前就拆毁了。马路对面还剩下一些房子，但全都年久失修，门窗钉上了木板。

萨莉在卡姆登的生活远非无忧无虑。虽然表面上看不出，但她很孤独。她能照顾自己，可这也是迫不得已。她不想母亲工作到很晚，不想放学后回到空无一人的家里。她知道自己跟同学们不一样，他们既有母亲也有父亲。汉林老师常在放学后送她回家，萨莉会向她倾诉烦恼。

不知道萨莉有没有非常亲密的同龄朋友，但或许是因为缺少陪伴，才渴望被受欢迎的女孩们接纳。父亲拉塞尔去世时，她还差三个星期满6岁，不过在此之前她也很少能见到他。母亲埃拉整天都在工作，回到家时疲惫不堪，对萨莉总是冷冷的。姐姐苏珊怀了第一个孩子，萨莉对当小姨期待不已（当小姨到底是怎样的感觉？她想），但这终究让姐妹间11岁的年龄差变得更加难以逾越了。萨莉还是个小孩，而苏珊不仅已经是大人，还将很快成为母亲。

1948年6月中旬的一天，萨莉放学后独自回家。从位于北七街和瓦因（Vine）路口的学校走路回家约十分钟。路上，之前在小卖部遇到的男人把她截了下来。萨莉本来已经放下心，觉得他把自己忘了，因此看见那人时吓了一大跳。

别忘了萨莉才刚11岁。她真的以为他是FBI探员，他身上虚假的权力令她恐惧。她坚信如果不听他的话，自己就会被送进少管所。少管所是个恐怖的地方，而她在想象中更把它越发地妖魔化了。具体过程并不清楚，但男人最终说服了萨莉：她必须得跟他去一趟大西洋城。政府方面对此很坚持。

但她要怎么让母亲同意？即使母亲再怎么冷漠、疲惫，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男人早已准备好方案：萨莉跟母亲说他是学校里两个朋友的父亲，放暑假他们一家想请她去海边玩。剩下的他会在电话里跟她母亲谈妥。不必担心，他不会把萨莉违反法律的事说出去。然后他便放她回家了。

等母亲下班回来，萨莉把FBI探员的话重复了一遍。埃拉显然有些不安。萨莉似乎确实很想跟朋友去泽西海岸（Jersey Shore）度假，但这家人是谁？埃拉从没听她提起过这两个女孩儿，也完全没听说过她们的父亲弗兰克·沃纳（Frank Warner）。又或许萨莉说起过，反正她没印象。

电话响了，那头的男人说他是沃纳先生，萨莉两个好朋友的父亲。他和蔼可亲又有礼貌，似乎是个风度翩翩的人。打电话时，萨莉一直站在母亲身边听着。“沃纳”告诉埃拉，他和他的妻子在大西洋城有一套五居室的住处，“完全有地方”让萨莉借住一周。

在他的强烈劝说下，埃拉逐渐放下了顾虑。“萨莉好不容易有一次出去旅游的机会，”埃拉几个星期后说道，“我自己没办法带她去。”让她仍有些疑惑的是，萨莉并没有表现出对旅行很兴奋的样子。这不太像她。通常她都很活泼，喜欢去新的地方。

6月14日，埃拉把萨莉送到了卡姆登巴士站。她亲了亲萨莉，目送她登上了直达大西洋城的大巴。她隐约窥见一个中年男子坐在萨莉身边——应该就是“沃纳”了。但他没有下来跟埃拉打招呼，埃拉也没瞧见他的妻子和孩子。尽管如此，她还是压下了疑心。她太希望萨莉能开开心心去玩上几天了。而后来萨莉从大西洋城寄来的头几封信也充满了愉悦之情。

埃拉·霍纳做梦也没有想到，几周之内，她的女儿就会成为幽灵般的存在。她把萨莉送上了大巴，而真正的终点，即将到来的噩梦足以把任何母亲的心撕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