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韦尔斯利到康奈尔
1948年，这一年在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生命中至关重要。他侨居麻省剑桥已有六年，工作是向韦尔斯利学院的本科生教授文学。空闲时，他会光顾哈佛的比较动物学博物馆，投身于他酷爱的蝴蝶研究。来到美国八年后，迁居的动荡和创伤渐渐平复。纳博科夫多次提到，英语是他最早有记忆学习的语言。对美国的向往支撑着他从革命中的俄国逃到了德国，又从纳粹德国逃到巴黎——如果你的伴侣是个对自己的犹太身份深感骄傲且毫不畏惧的女性，这当然是无可避免的。
美国，特别是波士顿地区，总体上的确为一家人提供了轻松愉快的环境。纳博科夫、薇拉和儿子德米特里（1948年时他14岁）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避风港。在这里，纳博科夫筹备了一本关于他又爱又恨的尼古拉·果戈理的书
，出版了小说《庶出的标志》（Bend Sinister），并开始创作数年后将以《确凿证据》（Conclusive Evidence）为题发表的自传——这个版本后来重写成了《说吧，记忆》（Speak,Memory）。
与此同时，纳博科夫三次遍游了美国，分别是在1941年、1943年和1947年的夏天（此后他还会再做四次横跨全美的旅行）。他从不自己开车，而是把这项任务全权交给妻子薇拉或者某个研究生。1941年那回，语言课上一位叫多萝西·莱乌托尔德（Dorothy Leuthold）的中年学生曾驶着崭新的庞蒂亚克——它的昵称是庞卡，即俄语里的马驹——把纳博科夫夫妇从纽约一路送到了加州的帕洛阿尔托。
三个人全程都住在汽车旅馆、廉价酒店等便宜的落脚处。纳博科夫沿途见到的美国最终永久定格在《洛丽塔》中，化身为“充满信任、梦幻一般的迷人的辽阔的国土”，如亨伯特·亨伯特所形容：“在受到耕种的平原那头……银灰色的雾霭中的一个低低的太阳，用温暖的、剥了皮的桃子的色彩，把跟远处情意绵绵的薄雾融在一起的那道平面的、鸽灰色云层的上部边缘染红。”虽然婚姻关系已恢复稳定，十年前薇拉先行前往巴黎时，一桩婚外情险些酿成了大祸。也许他对至少一位韦尔斯利学生心怀不轨的消息还没有传到她的耳边——又或者，她觉得那种轻浮的调情不值得放在心上。
1948年上半年，纳博科夫大部分时间在病中度过。春天，他反复受到肺部问题的困扰，所有医生都不能给出确切的诊断。起初他们认为可能是肺结核，因为他咳了大量的血。但并不是。接着又猜测是癌症。也被推翻了。最终医生们给他打了局部麻醉，从气管插入了硫化橡胶管来检查患病的肺部，却只发现有一根血管破裂。据纳博科夫自己判断，他的身体是在“卸净三十年重度吸烟所造成的破坏”。卧床期间，他有足够的体能写作，只是不能去教课，于是薇拉就成了代课讲师。
暑期旅行结束后，纳博科夫从来都很乐意回到剑桥。韦尔斯利是他在学术和个人世界的避难所，但校方屡次拒绝了他晋升教授的恳求。在哈佛那边，他异想天开地提出要成为专业的蝴蝶研究者，也没能如愿。不过纳博科夫一家即将时来运转。向他们伸出援手的是莫里斯·毕晓普（Morris Bishop），康奈尔大学的罗曼语文学教授；此后他与弗拉基米尔和薇拉二人都保持了亲密的友谊。凭借毕晓普的游说，纳博科夫在康奈尔谋得了俄语文学教授一职。7月1日，全家人搬来纽约州伊萨卡市，在“葱绿环绕下的宁静夏日”中找到了安慰。8月，他们租下了东塞尼卡街802号。比起“剑桥那间皱巴巴的侏儒式公寓”，这座房子要大上许多。以它为原型，纳博科夫创造出了另一幢房子，名为亨伯特·亨伯特的男人就是在那里发掘出了自己的迷恋对象。
此外，纳博科夫还在这个夏天读到了一本对他影响深远的书：哈夫洛克·霭理士（Havelock Ellis）的《性心理学》（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这本书是文学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寄来的，他特别为纳博科夫标出了附录中一篇来自19世纪末的自白。叙述者是一位不知名的乌克兰裔工程师，他在12岁时初次体验性爱，对方也是孩子。因为太过陶醉，他在那之后又重蹈覆辙，还与雏妓发生了肉体交易，最终导致婚姻破裂。自此他便不断堕落下去，甚至在公共场合向小女孩暴露下体。纳博科夫曾在采访中提到，这篇自白“以绝望收场，主人公的整个人生终于被失控的饥渴毁于一旦”。
纳博科夫很喜欢威尔逊的礼物，读过书里的案例后，他给后者写信道，“那个俄国人的情感生活读来相当有趣，令我啧啧称奇。他在儿童时期能够遇到许多[一拍即合的女孩]，可谓是异常幸运……结局有点虎头蛇尾”。纳博科夫还曾直接向自己的首位传记作者安德鲁·菲尔德表示，霭理士对他影响很深：“我一直对心理学很有兴趣，哈夫洛克·霭理士的论著我还是非常熟悉的……”
这时候距纳博科夫完成《洛丽塔》手稿还有五年，在美国轰动出版还要再过五年。但是在过去的近二十年里，他始终努力将他想写的主题推敲锻打成一个完整的轮廓，即最终定形为亨伯特·亨伯特的那个角色。
让我们跳过《洛丽塔》第一章已被无数次引用的开头。即使是从没读过这本小说的人也很可能对它烂熟于心，或者至少知道它的某个版本。直接来看第二段：“早晨，她是洛，平凡的洛，穿着一只短袜，挺直了四英尺十英寸长的身体。她是穿着宽松裤子的洛拉。在学校里，她是多莉。正式签名时，她是多洛蕾丝。”
在亨伯特·亨伯特眼里，这个名叫多洛蕾丝·黑兹的女孩是张引人遐想的白纸。她身上投射的是他自己的视角和欲望，同时叙事的角度也代表了读者——“可是在我的怀里，她永远都是洛丽塔。”她无论如何都不能作为她自己存在，至少在亨伯特的陈述中不能。
初见读者时，多洛蕾丝·黑兹还不到12岁。她出生于1935年1月前后，比萨莉·霍纳大两年零三个月。她比萨莉矮3厘米，体重却只有35公斤，足足比现实中的原型轻了9公斤。关于萨莉的信息和数据仅限于这些。亨伯特则仔细测量了多洛蕾丝的每个身体部位：胸围69厘米，腰围58厘米，臀围74厘米，大腿、小腿、脖子的围度分别是43厘米、28厘米、28厘米。
多洛蕾丝出生于皮斯基（Pisky），她的母亲夏洛特·贝克尔（Charlotte Becker，婚前名）和父亲哈罗德·黑兹（Harold Haze）曾居住在这座以盛产猪肉、玉米和煤矿闻名的中西部小镇。但母亲怀上她却是在墨西哥的韦拉克鲁斯，正值蜜月旅行期间。1937年，黑兹夫妇的第二个孩子降生，与萨莉同岁。这个金发男婴在两岁时夭折。那之后的某个时间点（亨伯特描述得很不确切），哈罗德离世，夏洛特成了寡居的单亲母亲。她带着多洛蕾丝迁往东部，来到拉姆斯代尔（Ramsdale）。母女俩在草坪街342号安了家，后来她们在这里遇到的那个男人将永远地改变两人的命运，并导致不可估量的后果。
第一次见到多洛蕾丝时，亨伯特·亨伯特用了非常诗意的语言去形容她：“蜜黄色的肩膀，同样柔软光滑、袒露着的脊背……一头栗色头发。”她的“胸口扎着一条圆点花纹的黑色围巾”，挡住了亨伯特那对“苍老而色迷迷的双眼”投来的视线。
亨伯特向读者透露，他9岁时曾遇到一位与他同岁的女孩，名叫安娜贝尔·利（Annabel Leigh）。两个孩子建立起了颇具浪漫色彩的友谊，时常在海滩幽会。然而好景不长，安娜贝尔因病匆匆离世，田园诗永远地中断了。她的消殒在亨伯特身上留下了烙印，使他一生都偏好特定类型的女孩。她们的年龄在9到14岁，她们的“真实本性”在亨伯特看来与现实生活毫无相似之处，她们是他口中“销魂夺魄的小精灵”。亨伯特和他的创造者共同将她们永久定格为精灵般的性感少女。
亨伯特·亨伯特描述了某种特殊的冲动，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意欲塑造的则是一个典型。在此过程中，艺术形式的自由遮蔽了那些在真实世界中符合“性感少女”这一神话形象的小女孩们。萨莉·霍纳，还有那些跟她经历相仿的女孩，她们所经受的折磨不应被绚丽的文字吞噬、湮没，无论由此呈现出的作品是多么才华洋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