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后人：我们的家风是讲勤奋、讲奉献、淡名利

陈苏

浙江海宁人，国学大师，集史学、文学、美学、考古学、词学、金石学和翻译理论为一身的学术巨子，中国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的开拓者、奠基者。

王国维有八个子女：长子王潜明、次子王高明、三子王贞明、四子王纪明、长女王东明、五子王慈明、次女王松明、六子王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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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人受祖父的影响，都十分好学，都安于坐“冷板凳”。父亲那一辈都学有所成，我们受影响，都是凭本事吃饭，都爱看书……王家人有读书人的傲气，无论处于多么恶劣的环境中，都鼓励自己不要沉沦，不做小人之事。

——王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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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29日，台湾“清华大学”校庆，“忆清华名师”演讲会，王国维长女、百岁高龄的王东明，专程由台北赶往新竹，王国维曾孙王亮也从上海前往。

王东明是王国维唯一尚在人世的子女，演讲会上她说自己只跟父亲学了半部《论语》，当时年齿尚幼，父亲亲授她“四书”，《孟子》有故事还好，《论语》“子曰”“子曰”的，实在不懂，“人家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我一点用也没有”，花一年读完《孟子》及半部《论语》，父亲就不在了，她才懊悔当初没好好学。

2012年6月2日是王国维忌辰，昆明湖依然水波荡漾，海宁潮澎湃如初，蓦然回首，斯人却已离去85载。

“他并不是古板的老夫子”

弟妹们在家，总爱到前院去玩，有时声音太大了，母亲怕他们吵扰了父亲，就拿了一把尺装模作样地要把他们赶回后院去。他们却是躲在父亲背后，父亲一手拿书继续阅读，一手护着他们满屋子转，真使母亲啼笑皆非。

——王东明

这是王东明百岁之时的回忆。多年来，王东明写了不少回忆父亲的文章。

2012年12月，《百年追忆：王国维之女王东明回忆录》由中国台湾商务出版社出版。2013年，安徽人民出版社也出版了《王国维家事：王国维长女王东明百年追忆》，书中的关于家庭情况、家庭成员的介绍，王国维在清华园的经历、王东明对王国维师友交往的回忆及她的接触或印象，都是十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2012年，百岁高龄的王东明依然思路清楚、精神矍铄。她在日本出生，父亲去世后，她随母亲回到海宁老家，在那里读完小学、初中。12年前的中秋，阔别故土53年的王东明由弟弟王登明相陪，再次回到海宁老宅。盐官镇西南隅，海宁市政府已重新修复王国维故居，老屋南面便是一线潮汇合处。

王国维离乡后曾写下“海门空阔月皑皑，依旧素车白马夜潮来”追忆钱江潮。当年，正是在这老屋里，他酝酿和起草了《人间词话》。

在王东明的印象中，父亲王国维对仪表并不重视，天冷时一袭长袍，外罩灰色或深蓝色罩衫，系黑色汗巾式腰带，上穿黑色马褂。夏天总是一件熟罗或夏布长衫。平时只穿布鞋，头上一顶瓜皮小帽。总有人对王国维的辫子争论不休，但对王东明来说，每天早晨母亲给父亲梳头的温暖场景，深深刻印进她少女的心怀。

王贞明是王国维的三子，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前夜写的遗书便是嘱付给他的。1983年王贞明在台湾地区发表《父亲之死及其他》，忆及当日情景：“父亲去世的那天上午，我去打网球，中午回家吃饭，不见父亲从学校回来，家人正觉奇怪，清华大学派人来报讯：先生在颐和园跳湖了！事出意外，家人莫不惊惶。当时家里就我一个男人，立刻跟着学校里派的人直奔颐和园，父亲的遗体已被放在一个亭子里，用芦席盖起来……父亲的遗容十分安详，穿着一贯的马褂、长袍、汗巾和布鞋，从口袋中寻出四块多钱和一纸遗书，纸已湿透，唯字迹完好，信封上是我的名字……读之，潸然泪下，原来自己是父亲最近之亲人……”年岁渐大，时间越久，他越是体会自己对父亲的情感及愧疚：他一直在上海读书，父亲去世那一年，才回到北平，与父亲的相处很少。回到北平，虽共同生活，他却从未踏进父亲的书房。定居台湾地区的他，养成了一个习惯，搜集剪存与父亲有关的资料和文章，并细细阅读，直到去世。

王国维之孙王庆山并未见过祖父，他在王国维去世十多年以后才出生。“故人回忆或者文章记述都说祖父少言。但我父王高明说祖父其实还是很活跃的，姑姑王东明也说他并不是古板的老夫子。”

王国维五子王慈明从小爱绘画，他生前受访时曾回忆，常常缠着父亲要他画人，父亲不会画，就拿一幅策杖老人给他，他马上给添上一副眼镜和一根长长的辫子，说“画了一个爸爸”。

上海复旦大学副研究员（从事古籍文献研究）的王亮，对曾祖的印象更多地来自他对曾祖著作的研读，他似乎从精神上更亲近曾祖。“他的人生理想还是想做纯粹的学者。他对学术的热爱是持续终身的，对政治的关注，是受具体时局的影响。如果他生活在一个平和的环境中，可能不会有这么多政治方面的言论。他因为早期的哲学训练，哲学的思辨对他的影响很大：一是他对学科分类的认识；二是他这种性格，使他会经常反思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包括所从事学术的价值和意义。他特别重视学术研究的方法和精密，现在有些学者研究的条件比他好，受到的学术训练比他多，现有的研究材料更丰富，做出学术成果方面却达不到他这样的成就，其实还是在方法上没有能够超越他。”

祖孙两代，承继衣钵

我们这一代中，二哥天赋最高，也最爱古籍与诗词。如以他的资质与兴趣，能追随父亲继续专研国学，日久必有成就。而父亲无视他的爱好与禀赋，竟让他进入邮局，以获得较佳的独立生活工作。

——王东明

王国维有两任夫人，原配莫氏夫人生有三子，王潜明、王高明及王贞明，继室潘丽正为王国维生有三子两女，王纪明、王东明（女）、王慈明、王松明（女）、王登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除王高明、王慈明、王登明以外，其余子女与潘丽正定居台湾地区。

王国维长子王潜明，被认为天分极高，有深厚的文学功底，但因王国维不希望子女从文，他遵父命，考入海关，娶罗振玉之女为妻，1926年突然因病去世，对王国维打击甚大。无嗣。

三子王贞明，父亲去世后曾在清华大学任职员，后考入海关任职，后迁居台湾地区，任职于高雄海关。生有一女一男，均在美国：儿子王庆襄毕业于台湾大学，赴美深造，在美国任职。

四子王纪明，遵父命入北京税务专科学校毕业，在海关任职，抗战胜利后，被派往高雄海关。生有两男，均在美国：长子王庆颐在美获硕士学位；次子王庆和美国任职，工程师。

长女王东明，中学教师，在台北退休。利用业余时间，整理王国维遗物和作品，曾先后代表王氏后人将遗物、作品20多件，捐给台北图书馆，撰有纪念父亲的文章多篇。王东明育有两子：长子陈镇宇，会计师、硕士，曾在埃及经商，现任职于深圳，一双儿女均为硕士；次子陈镇乾，现居美国，电脑程序设计师。

五子王慈明，成都量具刃具厂总工程师，曾任四川省人大代表，成都政协副主席、成都市科协主席，1982年被评为教授级总工程师。王慈明育有两子一女。长子王庆元，成都外国语学校附中高级教师，生有一女王星，任职于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次子王五一，工程师、注册会计师，任职于欧德曼投资有限公司，生有一女王敏，北大历史学学士，法学硕士，现任职于中粮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长女王令尔，会计师，生有一女丁若汀，北京大学法语语言与文学硕士。

次女王松明，小学教师，定居台湾地区，生育三女。

六子王登明，上海医科大学药剂学教研室主任、教授，上海医科大学药学院放射性实验室的主要设计和筹建者之一。生有三女，长女王令之曾任教大学，幼女王令宏上海理工大学硕士，工程师。

王高明，即王仲闻，是王国维的次子，也是八个子女中，唯一子承父业的。在王庆山印象中，父亲王高明喜欢古诗，喜欢看书，他填词，结诗社。“但祖父认为他顽皮，要他考邮政局。”

早在20世纪30年代，唐圭璋的词学集子就屡次引用他的见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高明选择留在大陆，任邮电部秘书处副处长。20世纪50年代初，应北京图书馆（现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主任赵万里之邀，将家中父亲的手稿（包括遗书）和信札，共两大木箱遗物捐赠给北京图书馆。

1951年，王高明因曾在中统办的邮件审查培训班见过戴笠，被认定为“不可靠分子”，后被定为“特嫌”，撤职，被安排在地安门邮局卖邮票。

王高明很快投入古典文学研究中。“父亲在北京很快就有了名气，考据学、诗词研究显露才能。那时，《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栏目时常有他的文字。”王庆山回忆，1957年6月，《南唐二主词校订》出版后，广受好评，他欲调往兰州大学，《唐宋词人年谱》作者夏承焘也推荐他入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但邮局不放人。

1959年6月，唐圭璋《全宋词》初步修订，交稿中华书局，建议由王仲闻做责任编辑，此后，“六载辛勤，全力以赴（唐圭璋语）”。中华书局曾就新版《全宋词》的署名，提出“唐圭璋编、王仲闻补订”的办法，征求唐圭璋的意见，唐圭璋欣然同意，王仲闻却未通过政审。“《全宋词》不署我父亲的名字，唐圭璋先生一直很内疚。他曾多次打听我父亲的境遇。最近出版的《全宋词》已署了我父亲的名字。”中华书局邀请王仲闻为《全唐诗》断句和审稿，此后，中华书局冒险延揽王仲闻为临时编辑。“我父亲无论凭哪本书都可以成为词学专家。结果他一直在中华书局当临时工，直到‘文化大革命’中被清退。唐圭璋也曾想把他调到南京师范大学，一去就是副教授。但邮局不放。”

1961年，《李清照集校注》完稿，已排成纸型，却未出版。也是在这一年，王仲闻利用业余时间，将补订《全宋词》的宋词考据笔记整理出20余万字的《读词识小》。中华书局沈玉成曾是《读词识小》的责任编辑，他记得：“内容全部是有关作家生平、作品真伪、作品归属、词牌、版本的考订……钱锺书先生很快读完了全稿，说：‘这是一部奇书，一定要快出版。’”但因与《全宋词》署名同样的原因而未能出版。除此，最能代表王高明学术水平的还有一部《唐五代词》，可惜，两部文稿都在“文化大革命”中遗失。中华书局为弥补《读词识小》的文稿遗失，希望能借由《全宋词》的审稿记录，复原《读词识小》的部分内容，《全宋词审稿笔记》已由中华书局出版双色影印本。

1969年，王仲闻因牵连进“朱（学范）、谷（春帆）特务集团”案，于11月12日服毒自杀。1979年王高明平反，10月，《李清照集校注》出版，学者称之“博大精深”“古籍整理之典范”。

王高明有三男二女。除长女王令年定居台湾地区外，其余子女在历次运动中均受到冲击。长子王庆新，1950年由上海交大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化学兵学校，毕业后任解放军防化研究所研究实习员、防化学院讲师，育有一双儿女。次子王庆同，1949年8月入海军南海舰队鱼雷快艇大队，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迁回原籍海宁，育有一双儿女：女儿王友洁，日本国立浜松医科大学博士毕业，现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少儿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系主任，副教授，中青年科技带头人。次女王令三，工程师，1951年参军入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1958年，受冲击转业，后从771研究所退休，生有三女：长女李春北京大学数学博士，定居美国；次女李冬辉，西安医科大学（现为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硕士，美国执教；三女李夏虹，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毕业，任职于深圳中兴通信公司。三子王庆山毕业于武汉测绘学院，成“右派”后，居新疆40余年，曾任新疆测绘局副处长、新疆测绘学会秘书长、中国测绘学会理事，有一子一女：女儿王晴，上海财经大学硕士，现任职于美国银行上海分行；儿子王亮，上海复旦大学古籍文献学博士，现在复旦大学图书馆任副研究员，从事古籍版本目录研究。

王亮1971年出生，做过一些曾祖的相关文献调查研究，参与《传书堂藏书志》和祖父著作的整理，应华东师范大学方面的邀约，参加了《王国维全集》的增补工作。

近年来，王亮做了一些曾祖的相关研究，如对曾祖的书信等进行整理。对一些手迹与未发表文章进行考定，并陆续发表了相关文章；整理出版《王国维手钞海日楼诗》并撰写序言，这是王国维为同乡前辈沈曾植抄录的，有多条跋语交代原委始末，并经沈曾植、朱祖谋先后校订；并为《王国维先生遗墨二种》撰写序言，这是中华书局纪念王国维140周年诞辰特制的纪念线装书，影印《王忠悫公遗墨》《古史新证》两种珍贵而稀见的手稿。

王亮希望整理、注释的《王国维往来书信集》虽尚未完成，但2017年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编辑出版了《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往还书信集》影印本共六册，收录1500余封书信，对他也算是一种安慰了。

王亮觉得目前研究者对其曾祖的研究较为集中，偏重于他对《红楼梦》研究和《人间词话》。“同题论文几百篇，一方面证明他的这些著作确实重要，但不应该限制在这里。还有不少空白的地方。”

王亮发现，他曾祖一些散佚的文字没有被注意、被利用，“比如他的书信、阅读古籍的批注、题跋等各类零星文字”；他曾祖的思想倾向，有些很重要的方面，揭示也不多。“比如，曾祖的学科理念在当时相当领先，他在一篇《国学重刊》的发刊词中提出，学术可以分成科学、史学和文学，虽然现在都称他是国学大师，他在清华进的也是国学院，但他并不提倡国学概念，他早年认为不应划分西学和国学。很多现在通用的术语，包括‘科学’这个词最早也是他自日文引入中国。”

王亮还发现，几种关于他曾祖生平、思想比较重要的材料没有被充分挖掘。

谈及王国维对王氏家族的影响，王慈明在王氏自编的《海宁安化王氏家史》中说：“我们的家风是讲勤奋、讲奉献、淡名利。”王东明也说：“我们王家人有个特性，就是耿直勤奋。父亲生前教育我们后代，要勤奋读书，认真做事，要做个好人，不贪财，不争利，要以身教言传，教育后代。”

王庆山对此感受颇深：“王家人受祖父的影响，都十分好学，都安于坐‘冷板凳’。父亲那一辈都学有所成，我们受影响，都是凭本事吃饭，都爱看书。我的两个孩子都是从新疆考入上海的名牌大学。王家人有读书人的傲气，无论处于多么恶劣的环境中，都鼓励自己不要沉沦，不做小人之事。”

不过，王亮则觉得他曾祖对自己的影响其实并不重要。“我父亲这方面的感触可能更多一些。若一直纠结于祖先多么伟大，也没有什么意义。”

【对话】

“学术不能太功利”

记者：您如何得知您的曾祖王国维先生？您研究文献古籍与曾祖有关吗？

王亮：读初中时，上海书店重印王国维遗书，我父亲（王庆山）也收到一套。父亲对曾祖说得不是很多，其实他的父亲（王高明）也很少跟他提起，估计与当时的政治氛围有关。况且父亲离家比较早，又学理科。

高中时，我看了他的著作。我选择中文专业，与曾祖没有必然联系，当时对他的认识还比较肤浅。不过，学习古籍文献，确是受曾祖的影响。曾祖的目录版本学的成就比较高，世人了解不多，有学者如黄永年先生评价他为20世纪第一人。

记者：您从何时开始研究您的曾祖？您的研究主要有哪些？

王亮：十多年了。当初也不是刻意研究，读得多就有认识，有疑惑，很想解决，就开始了。比如，最近我在研究他对印的研究和他的自用印章，是因为辨识他的墨迹和藏书的实际需要。我的研究都是一些比较琐碎的内容，虽然选题比较小，但力求深入全面。

记者：补缺，希望大家看到您曾祖的方方面面吗？

王亮：对。王国维有个理念：“学术不能太功利，要出于求知，出于兴趣。”这个身份对我有激励，我也没有感到特别大的压力。现在研究环境跟他那个时代截然不同，我的很多研究，并不是一开始设定宏大命题，而是在研读他的著作中生发出来问题，然后再去研究。我也没有就此申请大的学术课题，因为研究自己的先人要经外人的审查，感觉很古怪。

记者：您的研究主要是解惑？

王亮：对，回答一些读他作品的困惑。

记者：这是否就是您曾祖所说的，研究出于求知、出于兴趣？所以没有太多压力？

王亮：是这样的。

记者：作为专业研究者，您如何看待曾祖的成就？

王亮：不太好表述，曾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在多个领域都有研究成果。他治学的方法对后世影响非常大，而且是非常持久的影响，他的基本治学方法，二重证据法，取地下之实物，地上之文献，作参照研究。

他早期的文学、哲学研究和诗词创作，都很有成就，但他一生经过多次转型，他对自己早年的成就并不是很看重。有人想重新出版《人间词话》，他的兴趣并不大。不过，他对早年诗词创作，《人间词》是很喜欢的。

他认为学科可以互通，这是比较辩证的思想。他虽然研究方法非常科学，但他对西方学术比较警惕，他重视道德，特别是传统道德。

他对西方文明前途比较悲观，他的研究方法兼取中西，最后的理念却回归传统。这在子女教育方面也有体现，他很重视他们的英语，去投考海关、邮局实业，但对基本文化素养的培养还是以传统为主。

去年（2011），我到海宁做了《王国维先生与海宁地方文献》的学术报告，曾祖对乡邦文化很关心，我们家族在海宁的历史他也相当重视。我参与过乡邦学人《张宗祥文集》整理，也是效仿曾祖的前例。

记者：王国维先生不让孩子子承父业？为什么？

王亮：姑婆（王东明）曾说过，他学术成就虽高，但对子女要求经济和人格上独立，对学术上并没有特别的期望。子女天资不错的有好几位，但是都没有刻意去学文史，有好几位后来都投考了海关、邮政。姑婆估计曾祖“是以自己亲身经历到的宝贵经验为鉴”。当时的学者如陈垣也是如此。

王庆山：父亲（王高明）没有提过原因，我的分析，一是寄人篱下之苦，二是当文人太苦太累。

记者：在清华大学有您曾祖的纪念碑，您看过那座碑吗？有何感触？您如何理解陈寅恪对您曾祖的评价—“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王亮：碑我见到过，确实有很敬畏的感觉。碑文是陈寅恪先生对他的归纳，这缘于他对曾祖生平和学术研究的归纳和升华。

记者：您的曾祖在遗书中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有人说，他这个“辱”，为死殉清廷，效忠逊帝；也有人说，他这个“辱”，与他亲家罗振玉有些纠葛。您怎么看这个“辱”？

王亮：我觉得他遗嘱的内涵是，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传统的文人，有一套自我约束的观念，这种观念有它相应的文化基础，这种社会文化的基础已经丧失了，这种理念本身必然没有办法存在下去了。

记者：所以，才有了殉文化的说法？

王亮：是。另外，他的道德观念中又有一些现代的因素，譬如我们熟悉的传统文人李白、杜甫，都将向权贵或发迹的友人“打秋风”视为当然之事，在他就觉得不可接受，一定要履行一些职事作为补偿。“独立之意志”，这也是一个方面。

记者：王家人怎么看待王国维先生之死？对家族有何影响？

王庆山：有很多说法。王家没有人谈过这个事情，我问过姑姑她是否清楚祖父之死，但她一开始也不太清楚。我也问过父亲：殉清？我父亲说不可能，说为了罗振玉的钱，更是胡说八道。殉文化？是拔高了。最主要的原因，我觉得一方面是祖父有病，脚底痛（说轻了是脚气、骨刺；说重了，可能是骨癌什么的）；另一方面，王、罗失和让他非常痛苦。我祖父的长子，过早离世。总之，原因很多。受祖父之死的影响，我父亲自杀了，二哥也好几次想自杀，我自己也好几次想自杀。

补记：2019年，王国维最后一个子女王东明，离开这个世界，享年107岁。

（2012年6月1日首发，2023年7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