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绪论》：导言

反分裂是我国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之一，它关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关乎国家稳定的大局，关乎我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实现。作为反分裂斗争指导思想和政策基础的反分裂斗争理论建设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分裂主义和其他政治行为一样，有其产生发展的原因和进程，而贯穿其间的本质与核心则是国家认同问题。

应该说，对于任何时代和任何形式的国家，保持疆域内国民对国家的归属和忠诚，都是国家维持其存续进而实现繁荣发展的必要条件。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如果这种归属感和忠诚减弱乃至消失，国家就会出现一系列社会不稳定问题，其极端表现就是分裂主义，即国内一部分土地上的民众试图连同居住地一起从国家中脱离出去，出现国家分崩离析的悲剧。因此，我们研究某一分裂主义时，必须把它放到宏观的国家认同背景之中来考察，只有这样才能够认清分裂产生和激化的根本动因；同时，分裂主义产生和不断恶化的过程的本质，是对一定人群的国家认同的不断冲击、否定和替换，解构既有的国家认同是分裂主义的核心，因此，只有进行切实的国家认同建设和强化以及重建工作，才能从根本层面反分裂。

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立足国家认同与分裂主义关系这一目前学术研究较为薄弱的领域，从反对分裂主义的客观要求出发，在我国新疆反分裂主义的具体语境之下进行国家认同建设的理论探索和历史实践分析，考察新疆问题的内外因素，在分裂主义对我国领土与主权完整的威胁日益严峻的形势下，探讨如何在国家认同建设和强化层面进行有效的反分裂工作。

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中，分裂主义一直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一个共同威胁，它不仅不断侵蚀国家认同基础，还逐渐越出一国内政范畴，成为一种重要的全球力量，对既有国际秩序形成严重冲击。在此背景下，基于反分裂的要求来讨论国家认同与分裂主义的关系，以及通过建设和强化国家认同来从根本上反分裂，就具有了新的时代意义。

我国是世界上受分裂主义危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但坦率而言，我国目前关于分裂主义的基础性研究还很不足，尤其对分裂主义的本质、分裂主义与国家认同的关系的研究还比较薄弱，造成现有成果的理论性、前瞻性严重不足，反分裂斗争缺乏理论指导，也就导致相关政策有效性不足。在我国当前反分裂斗争中，缺少主动性或者说陷入被动，与缺乏反分裂理论有很大关系。随着反分裂斗争形势日益严峻，分裂主义国际化趋势的日益加强，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之下，在我国反分裂斗争历史和当代实践的具体环境下，讨论国家认同与分裂主义产生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正确审视分裂主义问题的内外部因素，从国家认同的建设和强化角度进行有效反分裂工作，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一）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重要议题的分裂主义和国家认同问题

在历史上，分裂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均面临过严重的分裂主义威胁，分裂主义严重冲击了这些国家的国家认同基础，是导致它们最终走向解体的重要解构性力量。遗憾的是，我们至今尚没有社会主义国家成功解决分裂主义问题的经验。当前，我国以新疆分裂主义为代表的民族分裂问题日益严重，为了避免苏联、南斯拉夫等国的错误，我们亟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回答分裂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进行反分裂理论建设，探讨当前形势下强化国家认同、应对分裂问题的有效对策。我们认为，这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发展的一个重要议题。

客观而言，由于时代背景与理论目标的不同，马克思主义民族和国家理论产生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之后，其理论的核心要旨在于服务和解释当时的民族解放运动，它在欧洲的基础是民族国家，在欧洲之外则是反殖民主义斗争，这一基础与当前中国的现实有很大区别。特别是在马克思的时代，还没有出现社会主义国家，换言之，马克思在他所处的时代并不需要对社会主义国家反分裂斗争的原则和策略做出论述。

在无产阶级政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以本国国情和反分裂斗争的实践为基础，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条件下构建反分裂斗争的理论。从苏联成立开始，马克思主义开始被应用于一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之中，但伴随着历史上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和最终解体，这些国家均未能成功处理民族分裂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除中国之外，真正在执政期间需要处理反分裂问题的只有苏联和南斯拉夫，但是这两个国家都没有解决好民族分裂主义问题，最后导致国家的分裂。对我们来说，可资借鉴的主要不是成功的经验，而是失败的教训。从现实角度而言，当前中国面临严重的分裂主义威胁，学术界开始思考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开展反分裂理论和对策研究，这本身就是在当前形势下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不仅是要回答马克思主义历史实践中一个历久弥新、悬而未决的难题，更是当前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任务，是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的重要内容。

同时不可忽视的是，马克思主义也提出了一些从国家认同角度审视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社会主义国家还进行了国家认同建设的初步实践，这是我们当前应对民族分裂主义的起点。在理论层面，国家认同是国家理论和认同理论相结合所引申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当代进行国家认同相关问题的讨论，首先需要了解国家的本质及其历史演变的规律性，以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为理论基础，并与马克思主义认同观的实践内涵相结合。这不仅是相关学术研究的基本前提，也是在现实工作中进行现代民族国家尤其是多民族国家国家认同建设的基本要求。在实践层面，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苏联在多民族国家建设特别是在处理国内民族群体问题的过程中实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国家认同建设的初步实践和发展，中国多民族国家民族政策和国家认同建设是对国家认同的时代创新，这些历史经验，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讨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分裂主义、进行有效的反分裂斗争的宝贵财富。

因此，在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中以国家认同为视角和论述框架来讨论分裂主义问题的产生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的一个重要议题。而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如果说在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所处的时代，国家认同问题还主要是一项内政事务，那么，在民族国家体系建立之后，伴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深入，包括分裂主义在内的国家认同诸多相关问题就不再只是国内问题，而应该从国际视野中对之进行考察和审视。

（二）作为重大国际问题的当代反分裂和国家认同问题

在本质上，分裂主义是一国的内政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产生和发展都伴随着强烈的外部因素；而随着近代以来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深入，包括分裂主义在内的国家认同诸问题已经超出一国内政范畴，具有了国际性。在这两方面因素下，当代分裂主义国际化趋势日益加强，已经成为当前世界上对国家安全稳定最严重的威胁之一，是相关国家外交事务和对外关系中的重要议题。因此，本课题研究反分裂斗争中的国家认同问题，实质上讨论的是在现实条件下，基于分裂主义的不合法性的国内、国际治理，也只有国内、国际两方面兼顾，我们对分裂主义的考察和反分裂对策思考才是全面和深入的。

国家认同出现危机或问题在近代以来成为一个普遍的国际现象，这与现代化和全球化这两个重要的情境因素有密切关系。伴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深入和全球化的不断扩展，各个国家所需要面对的国家认同危机问题呈现一定的相似性。总体而言，现代化的整合性与碎片化双重作用，全球化对于传统国家管辖边界和国家中心地位的冲击，这些重要的社会转型因素和外部冲击是几乎每一个国家都需要面对的问题。在一些国家，这些挑战制造或恶化了国家认同危机，对国家的稳定和统一构成了严重威胁。对于存在国家认同危机或潜在危机因素的国家而言，由于国家能力不足或未能有效适应时代的发展，它们无法应对现代化和全球化建构与解构作用之间的张力，国家进一步深陷文化价值失信、体制性失败等治理困境。

在现代化和全球化对国家认同的解构过程中，国家认同问题带来的一国内部的政治、民族、宗教问题逐渐走向国际化。美国学者戴维·卡蒙特（David Carment）、帕特里克·詹姆斯（Patrick James）和兹内普·泰达（Zeynep Taydas）曾对民族、宗教冲突等国家认同问题的国际化路径进行了分析。[1]同时，分裂主义还具有独特的外向性或国际性。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分裂主义是对现有主权国家主权和统一的根本挑战，当事国政府必然会强烈反对分裂主义分解国家的要求并且视其为非法行为，因此，分裂主义不仅几乎不可避免地在当事国导致多种形式的社会冲突，而且这些冲突基本上都要诉诸国际化的政治手段才有可能获得解决。第二，来自外部的国际承认是分裂主义势力最终实现独立的必要条件。新独立的国家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赢得外交支持，成为国际法主体是获得国际合法性的重要依据。离开主要国际力量的支持和承认，分裂主义要取得最终的成功几乎不可能。[2]第三，分裂主义冲突本身往往涉及一系列热点问题，事关地区乃至国际局势的稳定，因而外部力量对之常有较多的关注或者介入。这方面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冷战之后，分裂主义问题经常被分裂主义势力鼓吹为人权问题。人权理念是西方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在人权认识问题上的差异，一方面使得分裂主义势力有机可乘，另一方面，部分西方国家也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他国的分裂主义问题。

必须强调，在当前国际法条件下，分裂主义这种与生俱来的外向性是不合法的，民族自决权作为殖民地国家和人民脱离宗主国实现独立的权利，已经随着非殖民化进程的结束而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现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民族自决权不得用于当代反对主权国家。分裂主义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问题，而是对各个国家皆造成冲击，反分裂在国际语境下不仅是合理的，也是必需的。

因此，当代反分裂和国家认同问题已经成为重大的国际问题，我们当前制定反分裂对策，需要从国家认同出发，实现国内、国际两方面的有效治理。具体到我国当前反分裂、特别是新疆反分裂斗争之中，我们不仅需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民族理论和认同理论，还需要参照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相关理论的指导，在内外两方面开展有效的国家认同建设和强化工作。在100多年前，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明了国际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运动的客观规律。100多年来的人类历史进程，从许多方面均印证了马克思理论所指引的方向的科学性。虽然今天的世界和国际关系在发展规模和程度上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有很大的变化，但并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问题基本原理所指出的基本方向和大趋势，这些原则是社会主义中国当前进行国家认同建设，进而从根本上反分裂的基础。[3]

由上述两方面可见，本书对于当代分裂主义中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其中国际关系相关理论的指导下，在现代化和全球化以及分裂主义当代国际化时代背景之下，思考反分裂目标下的国家认同建设和强化方案。在这一论述框架之中，本书具体选取新疆分裂主义为案例，基于对新疆分裂主义产生发展过程的考察，验证本书提出的理论论断，并进一步思考当前中国国家认同的建设和强化方案，以服务于反分裂斗争。

（三）本书的案例选择——新疆反分裂斗争的历史和当代实践

本书选取新疆反分裂斗争的历史和当代实践为研究案例，在新疆分裂主义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中阐述并验证本课题关于国家认同与分裂主义关系的理论判断，总结清政府、民国政府及新中国在新疆反分裂斗争和国家认同建设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在当前形势和新疆分裂主义国际化的背景中探讨当代中国国家认同建设和强化方案。选择这一案例研究，一方面是因为新疆分裂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集中了分裂主义大多数普遍要素，作为案例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另一方面，更加根本的是，本书进行分裂主义与国家认同研究，基本立足点和最终目标都是服务于我国当前反分裂斗争，新疆分裂主义是我国所面临的分裂主义威胁中最严重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我国政治上最大的内忧。

新疆分裂主义是我国所面临的分裂主义威胁中最严重的，持续的时间长（已超过一个世纪），涉及的领土面积大（占全国总面积的1/6），人口多（维吾尔族人口超过1000万），外部干涉因素复杂，是我国当前政治上最大的内忧。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剧烈历史变动中，新疆分裂主义逐渐由隐性走向显性，在迄今一个世纪有余的历史中，不断带来严重的政治与社会影响，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建立过两个分裂主义政权，对统一中国国家认同构成彻底否定，成为之后民族分裂主义的两面旗帜，造成的恶劣影响贻害至今。当前，新疆分裂主义在理论水平、组织建设、国际化等方面达到了一定水平，活动范围不断扩大，活动方式也越来越多样，不仅对新疆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危害，而且对我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构成严重威胁，不断冲击着我国国家政治和文化认同。1998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在视察新疆期间曾指出：“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是国家最高利益之所在，也是新疆各族群众的根本利益之所在。”[4]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分裂主义的国际化发展趋势。改革开放之后，新疆分裂主义进入了迅速发展期，这一时期的发展是分裂主义国际化趋势的缩影，囊括了分裂主义国际化发展的几乎所有因素，也基本上具有所有的特征。改革开放以来，国际环境和新疆周边局势均发生了大的变化，新疆与外界的隔绝状态也被打破，与国外的交流日益增多。境外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主义思潮乘机渗透新疆，对新疆部分地区维吾尔族民众的国家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形成强烈冲击，而苏东剧变以后，共产主义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优越性遭到严重冲击，致使我国的国家认同面临新的挑战。在过去的30多年间，新疆分裂主义出现了快速发展的势头，而且暴力恐怖倾向日益明显，给新疆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我们在对新疆暴力恐怖势力采取高压政策、进一步加大对境外社会思潮打击和遏制的力度以外，在国家认同建设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对这些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都需要进行认真的研究和总结。

2009年“7·5”事件爆发，该事件及其后续发酵对新疆稳定造成了巨大冲击，严重恶化了维汉关系，损害了政权威信，大大提高了执政成本，极大地鼓舞了境内外分裂势力，社会各阶层、各民族都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当前新疆反分裂主义的斗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严峻的形势下，加强对新疆分裂主义及反分裂斗争的研究具有相当的紧迫性。

我们看到，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新疆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新疆改革发展、民族团结、社会进步、民生改善、边防巩固，取得了历史性成就。[5]2010年5月17日，在新疆发展和稳定面临重大机遇和挑战的新形势下，首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胡锦涛同志在会上指出，做好新形势下新疆工作必须紧紧围绕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这个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来进行。2013年以来，新一届政府先后召开7次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推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中央对新疆问题的重视程度，超过同时期其他问题。2014年5月28～29日，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新疆工作的大政方针，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这个总目标，以推进新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引领，以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为基础，以促进民族团结、遏制宗教极端思想蔓延等为重点，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努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的社会主义新疆。概言之，“做好新疆工作是全党全国的大事，必须从战略全局高度，谋长远之策，行固本之举，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6]。

但客观而言，至少从目前来看，新疆分裂主义赖以存在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基础还将长期存在，新疆反分裂主义必将是一场长期的斗争，是考验我国政府和领导人政治智慧的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对此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可掉以轻心。对新疆分裂主义发展历史和当代对策的研究，是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进行的理论工作，也是当代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和时代任务。

综上三个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之下，在新疆反分裂斗争历史和当代实践这一案例的具体语境之中，讨论国家认同与分裂主义产生和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从国家认同的建设和强化角度进行有效反分裂工作，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实践命题。基于此，本书对新疆反分裂斗争中的国家认同问题进行研究，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以国家认同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研究目标是反分裂主义，新疆反分裂斗争的历史和当代实践是本研究的分析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