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导论》：独特的英国视角

当我们从整体语境的角度回顾20世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波澜壮阔的思潮涌动时，首先抓住我们眼球的往往是所谓“理论的突显”。乔纳森·卡勒在他的《文学理论》中总结认为，“理论”这一20世纪出现的特殊事物，因为它的跨学科性质，因为它对常识的批判分析，对思维的探索，从而彻底改变了包括文学在内的各个人文学科领域的研究状况。这场轰轰烈烈的理论的勃兴和跨界之旅对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文学研究产生的重大影响至少可以概括为：第一，它突出强调了文学观念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即“文学的定义”的重要性，甚至可以说，它使得“什么是文学”这一提问成为可能；第二，它对传统的文学观念，无论是理论还是批评，发起了前所未有的系统的冲击，建立了许多既相互对立又深度关联的新的理论体系，历史地改写了文学研究的面貌。[1]然而，一旦跳出这种肯定性的总括，我们便能清晰地发现：一方面，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等这些20世纪的“理论英雄”们，几乎成了阐述当代问题无法绕过的话题；另一方面，我们也会隐约发觉，这样一条常常被概述为“语言学转向”的历史线索，实际上业已成为某种“话语霸权”。它在我们试图进入历史的细部进行考察时常常会遮蔽一些问题，或者将一些异己的因素化约到自己的“刻板印象”当中。

而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学与文化的研究中时，这种紧张感就尤为明显。它提醒我们时刻注意，还存在这样一类与常常被视为“主体”的那些理论之间充满复杂张力的独特的观念与理论体系，提醒我们注意这类思考的形成过程及其自身的独特性。如果加以历史地观察的话，我们会发现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学与文化理论与兴盛于欧美的理论及其派生的文学文化理论之间总体上保持一种审慎的距离。伊格尔顿曾调侃英国的传统批评家们“就像一些负责知识移居的官员”一样对外来的思想挑挑拣拣，以此筛选出符合“资产阶级口味”的新工具。[2]然而，与这些秉承“资产阶级口味”的批评家截然不同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对待舶来的理论也绝非欣然接受。他们不仅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后殖民主义等兴盛于欧美的各种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尖锐的批评，同时也对在他们内部产生重大影响，甚至直接参与建构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念的理论资源，如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的理论，进行了长期审慎的观察和激烈的争论。这些内部和外部的论争最终赋予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学与文化研究别具一格的理论面貌和历史价值。王杰在《漫长的革命：20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问题与理论立场》中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的主要贡献做出三点概括：①论证了文学和审美的物质基础；②重新思考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③关于当代大众文化实践积极作用的研究。[3]笔者认为还可以补充两点：①实现了许多当代批判理论的英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化；②重新思考了一些传统思想资源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

必须指出的是，上述历史贡献都是和英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斗争与理论论争密不可分的，如果脱离具体的历史与现实情境，仅仅在思想演变的脉络中看待这些成就，是无法实现更为深入的理解和反思的。而考察这段历史最好的坐标，就是对英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工人运动、文化研究等各方面影响重大的英国新左派运动。英国新左派运动赋予一批英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同路人一个共同的历史身份：英国新左派；它还为英国新兴的左派思想提供了参与政治实践的另一种途径；它同时也为这些思想和理论的争鸣提供了舞台；最后，作为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与思想运动，它贡献了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在实际运动结束后的时代中依然发挥重要的影响。就本书而言，将要重点考察的几个人物，如雷蒙德·威廉斯和E.P.汤普森等，本身就是新左派运动的核心成员；他们的理论建树和批评实践都与新左派的具体历史密不可分，而他们的思考也是构成这场运动的一个部分。因此，将这些思想家的理论与实践放归到新左派运动的历史当中，在新左派紧张而复杂的内部、外部关系中研究其独特的文学观念的形成及意义，就显得十分必要。

在此我们不妨先对本书的关键词进行简要的阐释，并以此勾勒本书的问题意识与切入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