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杨共乐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各界都以各种形式对此进行庆祝。本刊特别设立专栏“笔谈：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史学史研究”，邀请五位著名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家撰写文章，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发展的历程，对其未来趋势作出展望。瞿林东先生的《我这四十年——关于理论认识和学术研究的回顾》，饱含深情地总结了自己四十年来的学术历程，认为自己实现了两个“两次重要跨越”。瞿先生的“重要跨越”，既体现了他本人学术成就之路径，一定意义上也代表了我国的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之高度。陈其泰先生的《创造性阐释古典史学名著的若干思考（论纲）》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其中，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中国丰富的史学遗产作创造性阐释的工作，取得的成就尤其丰硕。他以《国语》《史记》《汉书》为例，指出以“创造性阐释”为目标和动力进行新的探索，对于整个史学史学科研究具有重大意义。胡逢祥先生的《再接再厉，把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的研究进一步推向纵深》，简要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同时又重点谈到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努力的方向。提出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的研究，在坚持学术本位的基础上，应该注入更多的现实关怀，颇具卓识。姜胜利先生的《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恢复与发展》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恢复和发展情况作了翔实的梳理，强调了白寿彝、吴泽、尹达、杨翼骧四位先生的贡献，以及他们的学术梯队建设，指出新时期史学史研究面临的问题和任务；认为探索规律是史学史研究的终极目的，一切个案的探索、碎片化的研究都不应忘记这个最后的归结点。这个观点发人深思。张广智先生的《漫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以优美的文笔，描写了西方史学史发展的“景观”——“那年代的先生们”“人才为何成群地来？”“动人春色不须多”。该文以小见大，有对先辈的怀念，有对后辈的鼓舞，更有“老骥伏枥”的雄心，让人感到清新、亲切和振奋。

“中国古代史学研究”栏目刊载论文三篇。周文玖的《刘知幾史学批评中的理性主义精神》认为，《史通》的史学批评具有强烈的理性主义精神。主要表现在理性地评论前代史家和史著，褒扬不讳其短，批评不抑其长，即使是对他敬仰的孔子，也是如此；用“理”的尺度评论史实和史料采择，以理性的态度探讨历史盛衰。文章还指出了刘知幾理性主义的局限性。王记录、肖夏的《〈绎史〉三论》从史料学、编纂学、史学思想三个方面对清初史家马骕的《绎史》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认为《绎史》在史料运用上严于甄别文献，对各种文献的价值有独到的认识；在编纂学上，综合纪传、编年、纪事本末、学案、考证、史论、图表等各种体例于一体，创立了新的综合体裁；在史学思想上，既有“天人感应”观念，也有无神论思想。在观察历史变化时，马骕具有历史发展的眼光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且勇于怀疑文献和史事。刘开军的《略论乾嘉时期考据派与浙东学派的文风》，对乾嘉时期考据派与浙东派的文风作了深度发掘和阐释，认为乾嘉考据派的文风可谓之老吏断狱，具有逻辑严密、思路清晰、证据链环环相扣等优点，浙东学派的文风具有驰骋与沉郁的特点。二者均有其成功之处，对当今历史撰述的文风亦有借鉴的价值。

“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栏目刊载了五篇文章。姚正平的《从“图不入史”到“图史合一”》探讨了清末民初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在地图运用方面的变化和改进。清末的历史教科书很少有地图，辛亥革命后，随着近代地理学对史学影响的日益增大，历史教科书中插入地图几乎成为一种共识。从“图不入史”到“图史合一”反映了清末到民国初年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变化。李乐的《张星烺与辅仁大学史学系》论述了张星烺对辅仁大学史学系的贡献。张星烺有深厚的家学背景，留学欧美时学习的是自然科学，具有独特的治学风格。他对中西交通史及相关领域的研究，对地理学、人类学等辅助性学科的重视，以及对史学科学性的追求都影响到三四十年代辅仁大、学史学系的课程设置。颜克成的《缪凤林通史研究再探》对缪凤林在中国通史方面的成就、特点作了论述，指出缪氏将文化民族主义思想贯穿于他的通史研究和撰述中，汉族与其他民族竞争、融合形成中华民族的历史过程是其中国通史的一根主线。这在抗战期间，具有唤起民众的民族文化认同之作用。苏晓涵的《董作宾与历史语言研究所殷墟发掘（1928—1937）》论述了董作宾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28年至1937年开展殷墟发掘时，利用自己的地缘、专业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赵梅春的《张孟伦先生的史学成就与治学特点》缅怀其业师张孟伦先生的学术贡献。张孟伦是中国史学史名家，其史学史研究具有自己的风格，该文颇能彰显其学术特点及学人本色。武晓兵的《唯物史观与〈历史教学〉创刊》探讨了《历史教学》创刊的历史背景，认为该刊作为新理论、新知识的学术载体，以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与历史教学为宗旨，对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主流史学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外国史学研究”栏目，余春江的《继承与发扬：狄奥多鲁斯对史学功能的认识》指出，狄奥多鲁斯既继承了前辈史学家对史学功能的基本认识，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升华和创新。他将镜鉴作用置于史学功能的首位，更加强调史学经世致用的价值。狄奥多鲁斯对史学功能的认识上升到整个人类历史和广义历史学的高度，较前人更加全面、系统和深入，是对西方古代史学思想的发扬广大。付杰的《〈犹太战记〉的双重历史叙事》认为《犹太战记》的作者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一直是学术界极富争议性的人物，他对“犹太战争”的叙事，既借鉴希腊罗马史学，把反抗罗马帝国的犹太起义描绘成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灾难，试图以此唤起罗马社会对于犹太民族的同情与谅解；同时，他又以“犹太祭司和先知”自居，承袭犹太史学传统，把“犹太战争”诠释为上帝对犹太民族的惩罚。这反映了其历史叙事的双重性。苏萌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的“创伤”问题》，通过考察约恩·吕森、海登·怀特和弗兰克·安克斯密特这三位具有代表性的西方学者关于集体层面的创伤/创伤性事件的论说及其对西方史学之影响的阐述，认为西方历史中的创伤/创伤性事件有能力冲击学科化以来的传统西方史学，并要求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新型史学。西方史学理论中的“创伤”问题对于思考中国历史问题，具有启发意义。

“中外史学交流”是史学史新的增长点，以后本刊拟多登载这方面的稿件。洪认清的《吉谢列夫与苏联考古学在中国的传播》论述了苏联考古学家吉谢列夫的成就及其来华的学术活动，对吉谢列夫对中国考古学的积极影响给予了肯定，同时也指出了其考古学理论中的不足和对中国史学的负面影响。

史学评论是史学发展的动力，本刊“当代史学评论”是过去“书评”栏目的升级版。这个栏目的文章我们希望既对某部著作作出评论，同时谈出相关领域研究的成就和不足，以对未来相关领域学术发展产生预见和启迪。本卷所刊的四篇文章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把此栏目办成一个有影响的栏目或许是本刊的一个特色。

改革开放四十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们应遵循继承和创新的原则，纵贯古今，横联中外，在新的起点上再出发，不断推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优秀成果，为创造中国史学的新辉煌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