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性阐释古典史学名著的若干思考（论纲）

陈其泰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

一、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其中，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中国丰富的史学遗产作创造性阐释的工作，尤其取得了丰硕的收获。必须强调，这里所谈的“唯物史观指导”，是经过总结此前的左倾路线和教条主义造成的深刻教训，清醒地回归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结合新的历史条件而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用它作为指导。在以前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曾在“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导下从事总结古代史学遗产的工作。进入新时期以后，我们的眼界更开阔，目标更明确，这样的指导思想，可以用十九大报告中的话来加以概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坚持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1]

二、从《尚书》《春秋》发轫，中经《左传》《国语》，到两汉时期产生的《史记》《汉书》《汉纪》，这些先秦两汉时期的史学名著成就巨大，长期被后代史家奉为典范，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国的古典史学。以往有关这些史著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我们必须以此为基础再向前推进，尤其是，应当深入探讨以下几项对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这些古典名著如何构成中国史学由奠基到走向成熟的中间环节？从先秦的编年体，到西汉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著史格局出现如此巨大变化，这种体现非凡创造精神气魄宏伟的著史体系，反映出史家对观察和再现客观历史有什么新的认识？新的体裁创造的深刻哲理内涵是什么？东汉班固又为何能与司马迁并称为“良史之才”，《汉书》的编纂成就又为何能被清代史评家章学诚称誉为“不祧之宗”？站在当今时代高度，对这些重要问题大力进行创造性阐释，就能为推进学术的发展提供新的研究课题和成果，并且通过发掘古代史家的深邃智慧和创造才能，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增强“文化自信”。这里仅选取《国语》《史记》《汉书》做简要分析，因为这三部名著颇具典型性，今天以新的视角进行探讨，不仅能对中国史学如何在先秦时期“奠基”、又在两汉时期走向“成熟”提出新解，而且也能对魏晋以下其他时期史学名著的探讨有所助益。

三、探讨《国语》的意义，主要在于恢复这部被边缘化的古典名著应有的地位。

韦昭为何高度评价应与儒家经典等列，“实与经艺并陈，非特诸子之伦也”[2]呢？就因为《国语》总结邦国成败的史实和有关人物的言论，都深深地符合治国的道理和成败的规律。这些“邦国成败，嘉言善语”在《国语》书中有大量的记载，彰善瘴恶，无不发人深省。如《周语上》记载周厉王监谤，最后失败被流放，证明民众的意志才是决定成败的强大力量，所总结的精警语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在古代是真理，在今天也仍然有深刻的启示意义。除总结治国成败的史实和言论外，《国语》的“语”还大量记载贤君名臣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具有思想教育和监戒意义的言论，内容达于历史、社会、思想观念等，大约区分，有关于分析情势、判断时局变化、关于道德伦理的言论，有关于陈述礼制和故典成法，以及古史传说的言论。所载贤士大夫传承历史资料、彰善瘴恶的精彩言论，无不发人深省，并且体现了华夏民族先人深邃的智慧。

《国语》在历史叙事上多方面的成就，正与其蕴涵的丰富内容和宝贵的思想价值相表里、相辉映。它与《左传》成书时期大致相同，把先秦史学大大向前推进，视野更开阔，史料采集更详，内容更丰富，编纂技巧更复杂周密、更加进步，观察和再现客观历史的能力大大提高了，因而共同构成中国史学由创始阶段向成熟阶段转变的中间环节。

四、对于《史记》这部垂范百代的杰作，则应该采取新的视角，揭示出它在著史体系所实现的巨大飞跃，剖析推动司马迁创立“五体结构”内在的哲理思考。

先秦主要史书体裁是编年体，司马迁继承了其年代线索清晰、叙事简洁的优点，克服了其记载范围不够广阔、一事前后隔越数卷的缺点，而创立了“五体”结合的纪传体体裁，容量广阔，诸体配合。在内容上，贯彻了“通古今之变”的指导思想，从五帝时代一直写到“今上”汉武帝。本纪是全书的纲领，记载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项大事，其余各篇表、书、世家、列传都围绕本纪展开，作为对本纪的补充。各个部分互有分工，而又有机结合，使全书成为一个整体。因而被后代史家称为著史之“极则”。今人史学评论文章中每每提出要“宏大叙事”“全景式著史”，或者《史记》的体裁和内容才足以真正与之相副。司马迁的成功创造，从史家而从史家的历史观察力来分析，则是由以往单一的视角，发展为多维视角，构成了宏阔的视野。主要包括三项：

（1）时间维度；（2）人物活动维度；（3）典章制度和社会情状维度。

司马迁历史观察力的高明，确实令人叹服！多维视角是从哲理思考上紧紧把握住人类历史演进的三大要素，五体结构的著史体系则是其外在形式，由此来展现历史丰富生动的内容。由于《史记》在著史格局上的巨大成功，从史学发展的实践上看，历代正史的编纂者绝无例外地以之为楷模，从《汉书》到《清史稿》，历经两千年均奉为圭臬。

五、对《汉书》创造性阐释同样意义深长，由此证明亟须彻底摒弃“对立面斗争”的研究模式，重新回归“史汉并举”的正确思路，彰显《汉书》忠实继承并大力发扬《史记》优良传统而做出巨大贡献。

仅举出《元后传》[3]的成就以见一斑。这篇《元后传》，将记述元帝皇后中心人物的活动与记述掌握权势的王凤等王家众兄弟的群体活动二者紧密结合，将写人的行为，性格与表现一个时代特点、政局的演变趋势二者紧密结合起来，成为极其成功的篇章。在《元后传》之前，本已有《外戚传》记载西汉历代皇后、妃嫔等人物。唯独对于汉元帝王皇后（政君），却特意设立了专篇，置于记载汉朝历史各篇之末，而在记载新朝历史的《王莽传》之前，这是为了表现王皇后对政局的特殊作用而作的精心安排。王皇后在元帝朝已身居皇后之尊，此后成帝、哀帝、平帝一直在政治上处于弱势，权力重心乃在元后身上。此六十余年间，在元后的庇护下，王家兄弟势力盘根错节，竟先后有五将十侯，把持国柄。于是刘姓天下早已为王家兄弟所掌握，汉朝只是一个虚号。班固以精心的构思，把前后发生的种种事件，有关人物的活动、言语、心理等项都巧妙地作了组织安排，具体形象地表现西汉朝廷的必然灭亡！《元后传》也就成了西汉后期政治危机的集中写照。在《元后传》的最后，王莽派王舜到宫中逼元后交出国玺，此时，元后别无他法，一边将汉传国玺“投之地以授莽”，一边无可奈何地号泣。由于班固观察的深刻性、记述的提纲挈领和编纂体例的创造性，使本篇成为后代史家叙述和评论西汉后期政治史的基本依据，影响至为深远。宋代司马光所撰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汉纪”的最后篇章，即依《汉书·元后传》原文，详细记述。近代史家邓之诚著《中华二千年史》，在“西汉政治”末尾记载西汉末年衰败灭亡之趋势，所引的各条关键性材料，全部注明引自《汉书·元后传》。《元后传》在编纂体例上的独创性处理，还启发后代史家援引这一经验以解决历史编纂上的难题。民国初年，清史馆讨论纂修《清史》体例，有人提出要为孝钦皇后（西太后）立本纪，梁启超明确予以否定。他在《清史商例初稿》中提出应取法《汉书·元后传》，认为“揆诸史例，则无稽衡，以名分则不安。谓宜率旧，无取骋奇”。又因此人行事与清代兴亡大有关系，故应仿效《汉书·元后传》的处置：不入《后妃传》，而为之单设专传，“不以侪诸后妃”，“专篇详载”，“庶符史实，且惬人心”。[4]根据以上各项可以得出结论：重新确立“《史》《汉》并举”的正确研究思路，进行创造性阐释，就能从《汉书》中发掘出大量独创的编纂技巧和宝贵的思想内涵，证明《汉书》无愧为继《史记》而起的巨著，它既善于继承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又勇于创新，不仅内容丰富宏赡，而且体例严密合理，记载生动，因而成为中国古典史学确立的标志，梁启超所言，其“内容比较《史记》为好”，理由也正在于此！

六、以“创造性阐释”为目标和动力进行新的探索，对于整个史学史学科研究无疑都有重大意义。我们必须为此而不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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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第41页。

[2]韦昭：《国语解叙》，四部备要本。

[3]《汉书》卷九十八《元后传》。

[4]梁启超：《清史商例初稿》，《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一，中华书局，1989，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