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绪论

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1885～1971年）[1]虽然出生在匈牙利，但他的影响和名声却远远超出了匈牙利。本书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发掘和阐明这一点。卢卡奇生于一个富有的银行家家庭，但他为何逐步走上革命和马克思的道路，直至成为20世纪东西方公认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理论家，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这需要我们找到其中的原委。从青少年时代起，他读得更多的是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易卜生，尤其是奥第的进步作品，吸收了其中的进步思想。在中学快毕业的时候，卢卡奇首次接触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据他自己说，“印象非常深”；在大学时他又阅读了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德国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精心钻研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并在1908年的《现代戏剧发展史》一书中就表现出“马克思的倾向明显地占中心地位”。[2]在加入匈牙利共产党并参加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革命失败后流亡维也纳期间，他进一步钻研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撰写了《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左派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重大影响，后来这一影响逐渐扩展到苏联、东欧等国家以至于全世界，使他成为继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以后影响最大、争议最多、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理论家。准确地说，他在研究、解读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美学、文学评论、文艺理论、政治理论等方面，做出了系统的理论探讨。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性阐释的著述之多，很少有人能及。尽管还有一些人对卢卡奇的某些看法持有异议，但东西方大多数学者都承认他是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理论家。针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他最早敏锐地看出最大的问题在于“回到”和“复兴”马克思主义，在于真正实行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这正是许多人，也包括笔者对卢卡奇深感兴趣和下功夫研讨的重要原因。

所以，卢卡奇逐步走向马克思主义，刻苦钻研、深入思考、系统探讨、创造性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执着追求和主导线路，就成为本书所要探讨和研究的主题，以阐明和揭示卢卡奇在其整个思想发展和变化中如何取得一大批创造性成果的奥秘。由于卢卡奇前期吸收了各种不同的思想而甚为复杂，其中有些唯心主义观点也导致他犯下种种错误。他深受康德、费希特、黑格尔、马克思、列宁等批判精神的影响，所以他所评论、批评或批判的人物和著作非常广泛和众多，而卢卡奇本人也因“左得很”而曾遭到列宁的严厉批判，后来又引发各种争议，并多次遭到一些人对其所谓“修正主义”的诸多批判，经历了艰难曲折，甚至直至今天在他的故乡，关于他的争议仍然未停止。鉴于以上种种原因，“沉思与批判——卢卡奇走向马克思的道路”突出展现卢卡奇思想发展的复杂历程和突出特点，就成为拙著的书名。这里不仅涉及如何评价卢卡奇的思想转变及至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理解、阐明和在几个领域里具体运用等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而且也涉及如何把握人民民主及其向社会主义转变这一重大政治理论和实践问题，特别是涉及斯大林的功过是非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在英、法、德等语言中，“批判”包含中文里的批判、批评、评论几个词的丰富含义。所以，这里的批判也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的，即使“否定”也是在辩证扬弃的严格意义上使用的。只是在极左的年代里，似乎把“批判”，尤其是“否定”一词误解或歪曲成绝对否定的意思。故我们认为，在这里应恢复这个词的真正丰富内涵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在此批判意义上，全面准确了解、深入研究、客观把握和实事求是地评价卢卡奇的思想，就成为学术界一项非常重要而困难的任务。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扩大，卢卡奇原著越来越多地被出版，而且其原著的中文版本也持续增多。因此，更为具体细致地研究、准确地阐明和评论卢卡奇的真实思想及其变化，尤其是他的贡献、历史地位和早期某些不成熟之处或某些失误或错误，也包括他中期的某些偏颇或历史局限性，现在已到了最佳的时候。而这正是笔者多年对卢卡奇深感兴趣、深入钻研并下决心撰写此书的原因所在。

本书主要使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全面、系统、具体阐明了卢卡奇一生为什么和如何走近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以及如何理解、阐明和在诸多方面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并逐步成熟和完善，从而在哲学、美学、文学评论等方面取得独树一帜的成就。本书的重点是突出卢卡奇的沉思和批判的鲜明特点和优长之处，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讨论、批判和至今仍未结束的激烈争论。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对卢卡奇的绝对否定和高度赞扬，在东西方有着完全不同的评价，其差异之大是罕见的。

（1）卢卡奇的早期著作，如《现代戏剧发展史》《心灵与形式》《小说理论》等，以及他追求真正有意义的生活和不同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强烈反战态度究竟隐藏着何种独特的思想奥秘？这一奥秘又如何促使他走上了异于其他人的艰险历程？博览马克思的著作和其他有价值的名著、追求有意义的生活从而促使他走向马克思、献身于人类解放的道路在这里已初现端倪。但是其中也确实混杂着较多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

（2）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对卢卡奇产生了巨大的震撼，使他认识到：“只有俄国革命才真正打开了通向未来的窗口；沙皇的倒台使我们初见端倪，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崩溃，未来便完全呈现在我们面前。”[3]在卢卡奇看来，他终于看到了人类摆脱战争和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正是卢卡奇走向以至于坚信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决定性开端。

但是，卢卡奇走向马克思主义和信仰社会主义的道路并非完全笔直平坦，而是有一个较长时期的转变过程。1917～1918年，“怎么办？”一直是卢卡奇头脑中着重深入思考的主要问题。卢卡奇承认，而且有文献可以证明，卢卡奇是在经过激烈思想斗争之后才加入共产党的。也就是说，在1918年11月“经历了某种内部冲突过程”，经过一种“内心的清算”，卢卡奇才决定在1918年12月中旬加入共产党[4]，随后便参加了1919年的匈牙利苏维埃革命。这是卢卡奇在政治思想上大转变的关键性一步。

（3）在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革命失败后，卢卡奇曾一度在布达佩斯从事地下革命活动，随后就流亡到维也纳。1920年他发表的《论议会制》一文中“左”的激进观点遭到列宁的尖锐批评，这大大影响了他以后克服“左”的错误倾向的思想发展。在进一步学习和深入钻研马克思的思想之后，1923年卢卡奇出版了著名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在该书中，他强调要“正确理解马克思的方法的本质，并正确地加以运用”；“坚持马克思的学说”目的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意思来解释马克思的学说”[5]，并提出许多很有影响的创新性的思想，成为他在“走向马克思”的思想转变历程中重要的里程碑。然而，正如卢卡奇自己所说，《历史与阶级意识》是他在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处于“学习的开始”[6]时期写作的，由于他尚未完全克服那时流行的一些思想观点，对马克思思想的把握还处于初学时期，表现出了某些幼稚幻想、不完全成熟、误解或自相矛盾之处（如对自然辩证法和反映论的思想表达的失误、过分夸大阶级意识的作用等），因而也由此引发了学术界持久而激烈的争论。由于卢卡奇这部著作涉及如何正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重大问题，因此本书将依据德语原文，用较多的篇幅再现卢卡奇这部著作的论点。本书强调的创新之处是，卢卡奇1923年发表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的《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一文中不仅在“辩证法”前面加上“唯物主义”这一重要修饰词，补充加进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两个马克思主义特别重要的术语，而且他也加进去“完全同意”[7]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中对他的辩证方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方法的“不同”和“截然相反”的实质性表述，确认“回到恩格斯”的“马克思的解释传统去”“具有实际的重要性”。这才是评价《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最重要的一点。卢卡奇也因《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而被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

卢卡奇虽然因《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而受到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及其追随者的严厉批判，被指责为“理论上的修正主义”，但他仍然坚定地朝着更多吸收和接近马克思和列宁思想的道路走下去。1924年卢卡奇写作了《列宁》一书，并在1928年受匈共委托按照匈牙利的具体国情特点起草了《布鲁姆提纲》。这其中遵循列宁的思想提出了与斯大林时代“无产阶级专政”不同的“工农民主专政”思想，恰好与当时中国20世纪20～30年代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工农民主革命”的原则提法相接近。此后，卢卡奇在苏联时期通过精心阅读和深入研究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清除了某些错误的观念和表述，直至1933年写出标志着卢卡奇思想成熟的《我走向马克思的道路》一文。这些都标志着他逐步完成向马克思主义根本转变的过程。

（4）正如卢卡奇自己所说，在大致完成向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转变之后，他就从政治领域转向学术理论研究领域，从此便把在他“熟悉的领域里正确地运用马列主义世界观并且按照新情况的要求予以相应的发展”作为他“一生的中心任务”。[8]可以说，就思想和理论而言，卢卡奇一生都坚信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特别是在系统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文学评论以及政治理论上都有独特贡献。

卢卡奇在苏联这一段时期及其后来回到匈牙利的整个后半生中，主要集中在六个领域来实现他所说的“一生的中心任务”。

第一，在一系列著作中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现实主义理论并撰写出一大批文学评论，重点是客观评价了德国近现代文学和俄罗斯-苏联文学以及英、法等国家的著名文学家。卢卡奇的突出贡献在于，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文学艺术的观点，系统、深入地阐发了现实主义理论，历史地、充分肯定地也是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歌德、海涅、托马斯·曼、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一大批文学大师以及他们在人类文化史上的历史作用和地位。

第二，批判地研究青年黑格尔思想、非理性主义，写出了《青年黑格尔》《理性的毁灭》《生存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三部重要著作。卢卡奇这两个方面的创作活动，通过发掘和阐发古典哲学文化、现实主义艺术、民主-理性传统，为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和批判非理性主义做出了独特贡献。

第三，《审美特性》这一巨著（上下卷共计有中文135万字）是卢卡奇美学研究方面最杰出的成就。在该书中，卢卡奇力图“在美学问题上尽可能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他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美学思想出发，阐明了审美的拟人化特征，用6章约合中文36万字的长篇创造性地提出和阐明了“模仿问题”，此外还深入研讨了“特殊性范畴”以及“艺术的解放斗争”等理论问题。

第四，读者在本书中还会看到，卢卡奇是怎样依据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揭示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通晓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思想的卢卡奇，根据匈牙利和其他东欧国家相对落后且带有浓厚封建残余的实际情况，于1946年在《文学与民主》一文中率先提出当时“欧洲民主的中心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建立新型人民民主政权的问题”。[9]1948年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民主主义中的任务》的论著中又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概念，并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种新民主主义阶段中的任务。所以，卢卡奇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是“和最发达的民主不可分割的”，劳动人民“不但要在法律上享受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同时必须获得保证，使他们在日常重要的问题上能够真正地享受自由和平等。这正是新的、人民民主最重要的、最迫切的任务”。[10]值得强调的是，卢卡奇在晚年的一次谈话中明确提出了他从马克思思想中发掘出“只有马克思才肯定了作为社会主义斗争的一个阶段的民主革命斗争的重要意义”。[11]

此外，与上述问题相联系，本书较详细地阐明了卢卡奇解决的另一个重要难题，就是如何从理论上批判地分析和评价斯大林的功过是非和复兴马克思主义的问题。1968年的《民主化的今天和明天》（用德文第一次发表的书名是《社会主义与民主化》）一书又表明，他是社会主义民主（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个系统阐发者。卢卡奇强调：“对于我们来说，处于中心地位的是，社会主义民主如何能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贯彻执行。”[12]这正是卢卡奇思想的鲜明特点之一。

第五，卢卡奇晚年花费极大精力研究和深入思考，写出《关于社会存在的存在论》这一大部头著作（包括其导论在内计有154万字之多）。他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精髓提出和发挥了社会存在的存在论问题，重点阐明社会存在的各种复杂问题，即唯物史观的具体运用问题，以及他怎样思考和倡导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问题等。他在这部巨著中针对斯大林时代直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存在的问题，用最大的篇幅指明了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里仍然存在异化现象。这是当时卢卡奇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而且在意识能动性和异化问题上他做到了当时苏联学者都远远不可能达到的高度。但是，笔者认为，有必要指出卢卡奇在异化问题上的缺陷，即卢卡奇未提到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和后期关于此的以下论述：由于分工所造成的“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中的主要因素之一”。[13]马克思后期明确指出：“关键不在于对象化，而在于异化，外化，外在化，在于不归工人所有，而归人格化的生产条件即资本所有。”[14]“如果说资本起初在流通的表面上表现为资本物神，表现为创造价值的价值，那么，现在它又在生息资本的形式上，取得了它的最异化最特别的形式。”[15]但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异化的重要思想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拜物教的深刻揭示，却正是卢卡奇始终重视对异化现象的深入研究的主要原因。

第六，卢卡奇晚年对改革的一再强调，表明他是社会主义改革理论和实践上的最早倡导者和坚信者。20世纪60年代末他就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需要进行改革”。他明确表示，由于“到处都遇到坚决与旧制度决裂还是只对它进行改革的问题”，所以卢卡奇“很坦率地说”，他是“站在改革一边”。[16]卢卡奇是最早敏锐地看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亟须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对改革所具有的重大意义的思想家和理论家。这是当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都做不到的有重大风险的艰辛之事。在20世纪60年代，受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重大贡献的启发，卢卡奇针对列宁以后所发生的严重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就尖锐地提出“必须在所有问题上返回到马克思自身”，“回到马克思主义上来”。虽然直到他逝世时止，都未能得到官方的认可和公正评价，但他在晚年仍清醒而睿智地看到两大体系都有危机，因此他的临终遗言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出路。”[17]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是异乎寻常的。

20世纪初以来，卢卡奇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匈牙利事件、中苏大论战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他既积极参加艰险的革命斗争，又踊跃地从事理论研究和学术创作；人们对他的众多推崇和赞颂，表明他确有许多独特的杰出贡献；他受到过多次批判、否定甚至严酷的打击（大多是在极左时期内），然而他仍然能坚信马克思主义。当然也不可否认，他也确有一些明显的错误或偏颇之处（尽管有些被夸大了）。因此，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相继出现了关于他的种种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评价，这主要包括“知名人士和思想家”、“理论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斯大林主义者”、“反斯大林主义斗争的急先锋”、“马列主义思想的卓越代表”等。值得注意的是，东西方各国都有对卢卡奇做出褒贬毁誉评价的著名学者。这一方面说明卢卡奇是一个复杂的特殊人物，也表明他的思想的独特价值、现实意义和对某些新问题的独特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值得认真深入研究。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甚至出现了“卢卡奇热”。迄今为止，几乎没有其他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西方和东方引起如此激烈的肯定和否定。事实上，不论过去和现在他的影响都既深且广。在德国、法国、意大利甚至部分地在英国和美国，都讨论着卢卡奇的哲学和美学著作。自他的名著《历史与阶级意识》问世以来，“卢卡奇一直把马克思的‘辩证法’作为‘认识社会和历史的唯一正确方法’。他要在‘创始者的意义上’把它们加以发展、延续和深化。这一点也延伸到他的文学史和美学著作中”。[18]整个来说，西方学者大多推崇卢卡奇的著作，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大多肯定卢卡奇30年代以后的著作，但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则一直是国际论坛上争论的焦点。

我们今天很难想象卢卡奇在苏联十年期间屈从于政治压力而做出一些违心承认错误、不得不否定自己早期著作的痛苦心态。卢卡奇于1918年就参加了匈牙利共产党，并终生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但他直至逝世时都没有得到他所在的党的领导人的明确认可，而且如他最后所说的那样，在公众场合他是“一座修正主义纪念碑”。[19]从他的朋友在他的墓前发表的悼词中可以看到当时追悼会的悲凉和无奈。从斯大林时代开始到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某些领导人及东欧国家（如匈牙利和民主德国）某些作为领导人的追随者花费了很大的精力用在批判和对付卢卡奇这样一位卓越的马列主义思想家和理论家身上，这可能是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失误和悲剧之一。

卢卡奇之所以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一直受到否定和批判，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从斯大林时代开始，某些领导人如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在党内绝对自由地交换意见是必要的”[20]明确观点和列宁以理服人的正确做法，首先是听不得不同意见，接着就简单粗暴地乱扣政治帽子，以便把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压制下去。此后，斯大林则更加严厉地用同一种办法，接连不断地把这种错误做法用在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其他人身上，给他们扣上更大的政治帽子，如“反党分子”“反革命”“阶级敌人”等，搞“大清洗”，甚至予以处决，从而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和严重恶果。所以，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恩格斯所说的话：“每一个党的生存和发展通常伴随着党内较为温和的派别和较为极端的派别的发展和相互斗争，谁如果不由分说地开除较为极端的派别，那只会促进这个派别的发展。工人运动的基础是最尖锐地批评现存社会，批评是工人运动的生命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逃避批评，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21]而列宁则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精神对待持有不同意见和观点的同志的典范。所以，列宁虽然将卢卡奇关于不参加议会斗争的观点斥之为“左得很，坏得很”，但却令卢卡奇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列宁的正确观点。

拙著是笔者几十年不断收集相关材料，以卢卡奇的原文原著的整个思想观点为原始依据（这是整体、深入研究一个人的真实思想最基础的关键所在），全面地把握、反复思考研究的结果，是力求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基本思想观点出发，历史地、准确地具体而详细阐明卢卡奇思想和理论的一次尝试。为此，如果说本书对卢卡奇原文思想（其中有尚未翻译介绍过来的早期的某些思想和晚年的一些新思想）过多引用，那也请读者理解，笔者认为这正是全面、准确把握其整个思想观点所必需的。

由于卢卡奇晚年明确提出需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在所有问题上返回到马克思自身”[22]，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学者也提出“回到马克思”的问题，同时这也涉及对卢卡奇各种思想的评价以及以何种理论尺度作为评判标准的问题，所以本书有必要简要阐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用“唯物史观”或同一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来称谓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便人们对卢卡奇的哲学思想做出正确的判断。

熟悉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人都知道，他们在写于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做了比较系统的阐述，马克思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则被公认为对唯物史观进一步更准确地概括的“经典性定义”或“经典表述”，晚年的恩格斯又多次对“唯物史观”（或在同一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做出了创造性的阐明和发展。根据2012年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初步统计，马克思至少三次系统论述，恩格斯单独或与马克思一起至少在四十多处地方反复提及、强调或阐明他们自己的理论或世界观时用得最多的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其次是“唯物主义辩证法”，而“新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辩证的自然观”似乎只有一次，用这些新概念来作为自己“世界观”、理论的称谓及“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他们一生中既没有使用过“辩证唯物主义”，更没有提到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个并列的概念。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他们的后期和晚年，更重视和强调辩证方法。马克思1873年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中就讲得十分清楚。他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柏林版第4～7页）（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全面系统性经典表述）中就已经说明了他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接着就引用俄国评论家“作者先生”评论序言的内容就是对前面马克思那段著名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经典表述，然后马克思明确指出他这种“恰当”“描述”的就是“辩证方法”，即唯物辩证法。[23]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明，现代唯物主义（这里既是指“唯物辩证法”，又是指“唯物史观”）“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24]恩格斯写于1877年的《卡尔·马克思》一文明确指出，马克思“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这种世界史观就是“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25]恩格斯1882年对此有过进一步的精辟阐明，即“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26]他在1895年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7]马克思和恩格斯上述提法的某种改变，清楚地表明，他们最终表达自己理论、方法和世界观使用的就是“辩证方法”或“辩证法”，即唯物辩证法，其中特别是“唯物史观”以及辩证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也都包括在内了。这三者的统一就是他们的理论精髓和世界观。因此可以说，列宁把“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视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中国共产党把“实事求是”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和“精髓”，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这也正是卢卡奇一直都坚持、阐明和运用唯物辩证法，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方法论重要性的根本原因。

鉴于卢卡奇在最后一部重要著作《关于社会存在的存在论》中的“Ontologie”（“存在论”）这一重要术语常被译为“本体论”而引起诸多误解或混乱的问题，本书在这里不得不强调和阐明已有很多学者采用的另一种译法，即“存在论”。刘立群于1992年在《哲学研究》杂志上发表的《“本体论”译名辨正》一文中已经就这个词的用法有过详细的探讨，提出用“存在论”而不用“本体论”的充分理由，指明“用‘本体论’一词译英文‘ontology’这个词是不妥的，已经造成不小的混乱”。他断言：“把‘ontology’译为‘存在论’才真正符合该词的本来含义，即‘onto’源自古希腊的‘存在’一词”。[28]关于“存在论”的真实含义，正如卢卡奇晚年所说，从日常生活出发，必定产生大量的存在论问题，“存在（Sein）的各种不同形式总是聚集到一起的，而存在的各种形式之间的关系才是基本的东西”。所以，卢卡奇认为存在论的对象是真实存在的东西。而任务就是研究生存（Existenz），它的反义词就是“Inexistenz”（不存在），并追溯到它的存在，发现包含其中的不同层次和联系。[29]德文“Ontologie”一词最早出自拉丁语的“ontologia”，从字面上说，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关于存在物的学问（或学科）。从德语来看，Ontologie最早见于16～17世纪，多把它译为“关于存在的学说”。从英、法词典来看，这个词的意思也是关于存在物的学问（或学科）。卢卡奇的《关于社会存在的存在论》一书也充分表明，他所使用的“Ontologie”一词，就是阐明存在的哲学理论表达。在中文中，“ontologia”一词曾经有几种译法，但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使用“存在论”者开始多起来了。对此余纪元在《陈康与亚里士多德》一文（《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中详细而具体地考察了该词的来龙去脉，也明确主张“以‘存在论’来译英文词‘ontology’”。我国著名学者黄楠森也认为“这个词的本来含义是关于存在的理论（ontology）”。其实，“本体”在宋明理学中，是指本来恒常的状态。只有在康德那里的“noumenon”一词通常才译为“本体”，这是比较合适的。从许多学者就希腊文、英文、德文、法文等文种对“ontologia”以及变体的精准研究来看，笔者以为把该词译为“存在论”为妥，不宜再用“本体论”而使一般读者无所适从（如用“实践本体论”往往被人理解为“本原”上的“实践”就是如此）。同理，在卢卡奇的有关著作中都应译为“存在论”为宜。

卢卡奇毕竟生活在20世纪初至1971年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又经过东西方冷战的时期，与我们今天的和平和发展的时代大不相同。也可能是因为当时的政治形势，或者是因为卢卡奇本人未能看到或没有充分掌握马克思和恩格斯某些重要文献，所以卢卡奇对某些问题的阐释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即使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观点而言，卢卡奇在理解和表述他们的思想时也有某些明显的缺陷，在一些重要之点上未能达到马克思的水平。这些也将在本书中明确指出并做出具体说明。不过，这样做并不会影响卢卡奇作为著名思想家的形象及其丰富思想对我们今天的现实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即使他的早期思想在理论表述上所犯的种种错误以及后来的某些观点引发的争论和批判，也能给人以启发或有值得吸取的教训。从20世纪20年代起，卢卡奇因《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一直被当做理论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被反复批判了几十年，直到1983年才被自己所在的党肯定评价为“二十世纪的伟人”“马列主义思想的卓越代表”。但最近几年，由于匈牙利极右翼势力掌权，甚至宣称“要与自由民主决裂”，卢卡奇又被从完全相反的方向遭到一些人的非难和否定，连卢卡奇档案馆也于2018年被关闭了。这同时也引发了国际性的抗议，于是他又成为远未结束的颇有争议的人物了。所以，本书旨在发掘、强调和阐明的一个新结论，就是卢卡奇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一贯坚信和阐明的“工农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民主”。

但是，每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会根据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创造性地坚持、阐明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走适合自己国情特点的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道路才是正确的选择，这成为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许多研究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共识。马克思主义的多样化发展和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同样式是必然的。卢卡奇之所以信服列宁，就是因为列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到新经济政策以实行“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这与中国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和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迅速发展和繁荣局面有不少相似之处。这也正是不少学者提出“回到马克思”，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指导原则的原因。鉴于以往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阐明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方面的成功经验以及由于背离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而造成的重大失误甚至失败的严重教训，也由于过去在某些方面未能全面把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些思想以及对其丰富的思想资料还远未出齐而将会有一些为我们所不知晓的马克思思想的新信息，至今为止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研究、理解和把握还远不够全面深入。现已出版的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只有50多卷，而正在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将达到114卷（122册）之多。因此，为了真正而切实地落实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任务，进一步全面、深入、细致地研究和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实际情况加以创造性地运用，特别是予以发展，仍然是各国马克思主义者义不容辞的重要使命。

在卢卡奇1971年逝世后，最大的变化就是苏联的演变和解体，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这些都是卢卡奇未能看到的、特别需要指出的鲜明事实。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阐明和发展一定会有全新的深度和创造性运用，并在更大的发展上达到更高的新水平。所以，如何正确对待和准确评价卢卡奇、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这一重大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大问题。在这个方面，马克思1869年说过：“由于每个国家工人阶级的各种队伍和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所处的发展条件极不相同，它们目前所达到的发展阶段也不一样，因此它们反映实际运动的理论观点也必然各不相同。”[30]这些话在今天仍然具有较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由于卢卡奇一生最为关注的中心点是如何正确理解、阐明、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重大问题，所以最近40年来我国学术界对卢卡奇一直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尤其是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表述的基本问题，如实践问题、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意识能动性等理论问题，还有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改革开放中的自由、民主以及清除贪腐和提高精神文明等重大实践难题。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我国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80年代后期我国报刊上也出现了几次关于卢卡奇的热烈争论，《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出版了三个中译本，发表的研究卢卡奇的论文近千篇之多，专著有十多部，这些都是最有力的证明。但是，对卢卡奇思想的深度解读还远远不够，正如张一兵提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卢卡奇）研究中的问题，即“如果我们自己就没有认认真真研读过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认真研读过的马克思的文本，我们何以有根据地去判定对错？仅靠传统教科书体系作为真理的标准？”[31]这正是以往在不甚了解马克思的真实思想和所评论的对象的情况下，仅仅根据传统教科书或某种需要就轻率做出简单否定或扣上某种政治帽子的主要弊端和经不起实践检验的原因所在。有鉴于此，本书重在依据尽可能多的原始文本，实事求是、尽可能多地介绍和阐明卢卡奇的真实思想（包括其问题或失误），并将其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有关思想及客观现实情况进行对比，这样一个真实、活生生的卢卡奇才会展现在我们面前。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正处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及改革开放、创新和发展的良好氛围中。因此，可以相信，我国学术界将会对卢卡奇这样一位由资产阶级的理论家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美学家和文学评论家的艰辛历程做出更为全面、具体、准确的评价，并从中获取有益的经验。本书只是拟对此做初步尝试和探索，以求教于同行和读者。

注释

[1]也有少数学者将其翻译为“卢卡契”，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有《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编者注

[2]参见杜章智编《卢卡奇自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第21页。

[3]杜章智编《卢卡奇自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第239页。

[4]参见杜章智编《卢卡奇自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第88～89页。

[5]〔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2016，第42页。

[6]〔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2016，第5页。

[7]〔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2016，第49、44页。

[8]杜章智编《卢卡奇自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第226页。

[9]〔匈〕卢卡契：《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1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第332页。

[10]〔匈〕卢卡契：《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1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第363页。

[11]〔匈〕平库斯编《卢卡奇谈话录》，龙育群、陈刚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第53页。

[12]Georg Lukács，Sozialismus und Demokratisierung，Sendler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1987，S.48.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3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07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939页。

[16]杜章智编《卢卡奇自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第188页。

[17]杜章智编《卢卡奇自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第48页。

[18]〔匈〕卢卡契：《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1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第5页。

[19]参见杜章智编《卢卡奇自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第194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第435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80页。

[22]〔匈〕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白锡堃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第659页。

[2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93～94页。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46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722～723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746～747页。

[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691页。

[28]刘立群：《“本体论”译名辨正》，《哲学研究》1992年第12期。

[29]〔匈〕平库斯编《卢卡奇谈话录》，龙育群、陈刚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第5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第393页。

[31]张一兵：《深度解读：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卢卡奇》，《哲学动态》199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