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土酋归附

冼夫人的传奇人生曾引起众多历史学者的兴趣，他们针对冼夫人的确切出生年月、是否真的姓冼、墓葬何在、足迹是否亲履海南岛等问题，进行了长期的学术探讨。[5]之所以出现这些疑问，是因为记载冼夫人生平的基本史料——《隋书·谯国夫人传》——本身语焉不详。即使经过学者们多方考据，这类史实问题仍因资料不足而没有定论。本章的主题是冼夫人形象和形象书写的历史结合。因此，近年的考据，尤其是地方史学者对这类史实的考据，不是本章的核心。本章的主旨是当时的人为什么会用这样的笔调去记录这位出身豪酋的女首领。

唐代编修的《隋书》是为冼夫人作专传的年代最为久远的正史之一。其后的史家撰述冼夫人历史大都以《隋书·谯国夫人传》为本。因此，本节以《隋书·谯国夫人传》为主要材料进行讨论。

冼夫人所生活的梁陈之际为中国历史之一大变革时期。南朝末年的侯景之乱中，南方的土著开始在政局上崭露头角。周一良认为，南朝之宋、齐、梁皆为北方之侨人政权，排南人于政治势力之外，至陈朝则吴人势力取侨人而代之，且三吴以外之南方土著亦崭露头角矣。[6]陈寅恪亦认为，梁陈之交，楚子集团的时期结束了，士族的历史结束了，原来默默无闻的南方蛮族中的土豪洞主，纷纷登上了政治舞台。陈朝便是依恃南方土著的豪族建立起来的。此为江左三百年政治社会的大变动。[7]吕春盛等学者的研究细致地讨论了陈霸先在岭南崛起的过程。他认为，据史书所载，陈朝的开国君主陈霸先在兴起的过程中，广纳各地豪杰，其势力由岭南地区经南川（今赣江流域）北上，如滚雪球般扩大，但其基本核心仍然是在岭南地区所交结的势力。[8]既往研究说明，陈霸先是在岭南兴起的寒门将领，陈朝的政治与南方土著势力关系密切。许多南方土著首领之所以名垂正史，也缘于这一机缘，冼夫人就是帮助陈霸先成就帝业的力量之一。

梁武帝大同年间（535—545），出身寒微的陈霸先在平定交州土著起义的过程中，成为岭南地区一个有实力的将领。梁武帝太清二年（548）八月侯景反，十月陷建康，三年三月陷台城，梁武帝被饿死。广州刺史元景仲响应侯景反，始兴（郡治在今曲江）等郡亦举兵反。时任高要郡太守的陈霸先攻打元景仲。元景仲败死后，陈霸先迎梁宗室定州刺史萧勃为广州刺史。三年底，陈霸先准备北上勤王。萧勃却意存观望，与盘踞南康郡（郡治在今江西赣州）的地方豪强蔡路养暗相勾结，起兵拦击。梁简帝大宝元年（550），陈霸先从始兴出发，至大庾岭，破蔡路养，进军南康。这里提到的大庾岭是一条横亘广东南雄县（今南雄市）北以及江西大庾县（今大余县）西南的山脉，自秦汉以来就是往来广州与中原诸州之主要交通孔道。曾一民的研究认为，秦汉至隋唐时期，大庾岭道不仅为诸夷由广州北上朝贡及南北商贾往来的交通要道，而且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秦始皇讨伐南越、赵佗据广州称王，以及汉武帝讨南越王相吕嘉反，均据此地之故。[9]陈霸先北上的第一战也发生在大庾岭。

那么，距离粤赣边界甚远的冼夫人与陈霸先的勤王之役有何关系呢？《隋书·谯国夫人传》记录了在高州将领变乱之危急时刻冼夫人与冯宝支持陈霸先的故事：

遇侯景反，广州都督萧勃征兵援台。高州刺史李迁仕据大皋口，遣召宝。宝欲往，夫人止之曰：“刺史无故不合召太守，必欲诈君共为反耳。”宝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刺史被召援台，乃称有疾，铸兵聚众，而后唤君。今者若往，必留质，追君兵众。此意可见，愿且无行，以观其势。”数日，迁仕果反，遣主帅杜平虏率兵入灨石。宝知之，遽告，夫人曰：“平虏，骁将也，领兵入灨石，即与官兵相拒，势未得还。迁仕在州，无能为也。若君自往，必有战斗。宜遣使诈之，卑辞厚礼，云身未敢出，欲遣妇往参。彼闻之喜，必无防虑。于是我将千余人，步担杂物，唱言输赕，得至栅下，贼必可图。”宝从之，迁仕果大喜，觇夫人众皆担物，不设备。夫人击之，大捷。迁仕遂走，保于宁都。夫人总兵与长城侯陈霸先会于灨石。还谓宝曰：“陈都督大可畏，极得众心。我观此人必能平贼，君宜厚资之。”[10]

可见，从岭南领兵北上的梁朝部将不止陈霸先，广州都督萧勃、高州刺史李迁仕都以“征兵援台”为名蠢蠢欲动，他们抢先占据大庾岭路的重要据点，比如南康之北的大皋口（今江西吉安）。陈霸先虽已攻破蔡路养，下南康，但前方还遭遇李迁仕的拦截。冼夫人是在这样的危急局面下支持陈霸先的。

这段材料也展示出冼夫人在冯氏家族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冼夫人出身南越首领之家。梁代，冯氏与冼氏联姻。冯氏家族本“北燕冯弘裔孙”，初，冯弘因为不能以国下魏，而投高丽。他投奔高丽的时候，派遣其子冯业以三百人“浮海归宋，因留于新会”，“自业及融，三世为守牧”。冯融在梁为罗州刺史，其子冯宝为高凉太守。冯氏在高凉面临“他乡羁旅，号令不行”的处境。大同初，冯融为冯宝聘冼夫人为妻，“至是，夫人诫约本宗，使从民礼。每共宝参决辞讼，首领有犯法者，虽是亲族，无所舍纵。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违”。[11]从“号令不行”到“政令有序”，《隋书·谯国夫人传》的描述凸显了梁陈之际王朝派遣的官员独自行政与借助当地酋长的力量行政产生的效果截然不同。

同样地，在对待李迁仕的问题上，冼夫人比冯宝更为高瞻远瞩。她正确地做出了支持陈霸先的决定，由此这个家族的命运发生了关键的转变。《隋书》的编纂者浓墨重彩地描述了冼夫人在这个事件中的机智和果敢。她比冯宝更洞悉与明了时势，识破李迁仕计谋，力止冯宝前去。她亲自带兵打仗，设计大破李迁仕军，巾帼不让须眉。事平后，冼夫人又亲至灨石与陈霸先会面。与陈霸先的一面之缘，开启了冯冼家族与未来陈朝皇帝接触的历史。

据《隋书·谯国夫人传》记载，在冼夫人的年代，冯冼家族始终是辅助王朝统治岭南的土著力量。但是，陈朝的历史只有32年。陈亡隋兴的时候，对于承接了陈朝的隋，冼夫人仍一心归附。《隋书·谯国夫人传》记录了这个重要的转变：

后遇陈国亡，岭南未有所附，数郡共奉夫人，号为圣母，保境安民。高祖遣总管韦洸安抚岭外，陈将徐璒以南康拒守。洸至岭下，逡巡不敢进。初，夫人以扶南犀杖献于陈主，至此，晋王广遣陈主遗夫人书，谕以国亡，令其归化，并以犀杖及兵符为信。夫人见杖，验知陈亡，集首领数千，尽日恸哭。遣其孙魂帅众迎洸，入至广州，岭南悉定。表魂为仪同三司，册夫人为宋康郡夫人。[12]

在政权出现真空的情况下，冼夫人被奉为“圣母”，成为岭南诸郡投靠和依附的对象。隋朝派来平定岭南的官员韦洸不敢贸然踏足广州，直到冼夫人迎其入城，才改变局面。如何确切地验知，旧的政权已经倾覆，新的政权取而代之？在陈朝，冼夫人将扶南犀杖献给陈主。当陈朝败亡的时候，隋朝招降冼夫人，除了示以陈主的书信外，还出示扶南犀杖，表示已经夺得陈的天下。“夫人见杖，验知陈亡”，于是，在恸哭哀悼陈亡之际，迎接新的政权派来的代表。冼夫人、陈主、隋朝晋王等人看到扶南犀杖都不约而同或者不言自明地领会其所蕴含的政治意义。这说明，作为礼物的扶南犀杖，又充当了信物和凭证。随着扶南犀杖易主，冼夫人转变了忠诚对象，派其孙冯魂迎韦洸进广州，“岭南悉定”。可见，冼夫人所忠诚的不是陈霸先个人以及他所建立的陈朝，而是中央政权。

隋立国初，番禺人王仲宣叛。冼夫人初派遣其孙冯暄出兵平叛，然而冯暄交结叛军，“迟留不进”。冼夫人大怒，执暄于州狱，又派遣孙冯盎平乱。叛乱平定以后，冼夫人护卫隋朝使臣，出巡州县。《隋书·谯国夫人传》描述了这次宣慰岭南的仪式：

夫人亲被甲，乘介马，张锦伞，领彀骑，卫诏使裴矩巡抚诸州，其苍梧首领陈坦、冈州冯岑翁、梁化邓马头、藤州李光略、罗州庞靖等皆来参谒。还令统其部落，岭表遂定。高祖异之，拜盎为高州刺史，仍赦出暄，拜罗州刺史。追赠宝为广州总管、谯国公，册夫人为谯国夫人。以宋康邑回授仆妾冼氏。仍开谯国夫人幕府，置长史以下官署，给印章，听发部落六州兵马，若有机急，便宜行事。[13]

冼夫人不是以冯宝夫人的形象出巡，而是再次展示了女将之风，“亲被甲，乘介马，张锦伞，领彀骑”。这样的仪仗最早来自陈朝朝廷的授予。陈永定二年（558），册封夫人为中郎将、石龙太夫人，“赉绣幰油络驷马安车一乘，给鼓吹一部，并麾幢旌节，其卤簿一如刺史之仪”。[14]至隋初，朝廷因冼夫人迎韦洸入城，册封为宋康郡夫人，但是仅给予名号，并没有明确授予仪仗。所以，冼夫人在巡视州县之际，用的仍然是陈朝所赐之“刺史之仪”。这样威风凛凛的出巡形象，一方面向诸位首领显示她是朝廷册封、认可并且负有宣慰之责的官员；另一方面，向朝廷派来的诏使显示她的一片忠心，以及在岭南的威望。乱平后，隋承认了冼夫人的“刺史之仪”，“仍开谯国夫人幕府，置长史以下官署，给印章”，还授予她调兵遣将权力，“听发部落六州兵马，若有机急，便宜行事”。[15]材料没有说明“六州”的具体所指，但是，从上下文意思推断，当是指前来参谒的五个州，再加之冯冼家族根据地——高州。

不久后，俚獠起义，王朝没有派使臣南下，冼夫人俨然化身为朝廷的“使臣”，平定地方。“番州总管赵讷贪虐，诸俚獠多有亡叛”，冼夫人上书，言讷罪状。隋高祖降敕委冼夫人招慰亡叛。《隋书·谯国夫人传》是这样描述的：

夫人亲载诏书，自称使者，历十余州，宣述上意，谕诸俚獠，所至皆降。高祖嘉之，赐夫人临振县汤沐邑，一千五百户。赠仆为崖州总管、平原郡公。[16]

这次事件的解决主要仰赖于冼夫人。两次平乱的过程中，王朝的参与似乎仅仅在于仪式性地颁布“诏书”以及平乱之后的论功行赏。但是，对于地方首领而言，战乱频仍之际，是非难辨。这一纸诏书的拥有者，却可以声称，自己拥有招抚平乱的权力，获得行军打仗的合法性。因此，冼夫人在宣慰州县之时，时刻都显示自己是诏书的拥有者，如她“亲载诏书，自称使者”。

那么，冼夫人自身如何对朝廷表达归附之情？《隋书·谯国夫人传》记载了每岁大会的仪式：

皇后以首饰及宴服一袭赐之，夫人并盛于金箧，并梁、陈赐物各藏于一库。每岁时大会，皆陈于庭，以示子孙，曰：“汝等宜尽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赐物具存，此忠孝之报也，愿汝皆思念之。”[17]

当然陈示赐物本身既代表了土酋的归附，也代表着中央王权的认可与褒封。同时，她谆谆告诫子孙“赤心向天子”，行忠孝之道。冼夫人称“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这样的表述只是把梁、陈、隋的朝代更迭看成三位君主的变换，而不是王朝命脉的消长。进一步地证实，当时冼夫人要尽忠的是掌握中央政权的“天子”，而并不看重究竟是谁家的天下。

《隋书·谯国夫人传》是唐代史家站在隋的立场上书写隋史，冼夫人与陈朝的渊源只是作为历史的背景。因此，这篇传记着墨最多的是冼夫人在隋代的作为以及忠诚。这样的忠诚主要体现在两次平乱以及每岁大会的礼仪上。这样的礼仪有两个层面：其一，是王朝政权与地方首领之间的礼仪。地方首领通过敬献礼物、拥护王朝官员等方式来表达归附之意；王朝则通过颁布诏书、封官赐爵，以及给予印章、仪仗等手段笼络地方首领。在当时的情境下，这样的仪式，与其说是中央政权自上而下的统辖和治理，不如说是对某些地方首领权势的肯定与承认。其二，是地方首领在当地社会所展现的礼仪。几次平乱之后，冼夫人都是以女将形象出巡州县，女将的形象本身就具有岭南地方色彩。当她以王朝赐予的仪仗巡视州县，当她身负诏书，宣述上意，这位土著女首领又身兼王朝使臣的形象。其他州郡的地方首领通过拜谒冼夫人，不仅表示归附他们的岭南圣母，也表示接受王朝的招抚。这样，不仅仅是冼夫人或冯冼家族与中央政权建立了联系，更为广阔的地域与中央政权也建立起了联系。

《隋书·谯国夫人传》塑造了一位岭南的“圣母”，一位“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的冼夫人，这位冼夫人超越了部落之间的残酷争夺，摒弃了和朝廷的一切矛盾，全然是“宣述上意”，向子孙谆谆教训“忠孝之报”的“使者”。然而，在冯冼家族生活的时代，广东西南是一方并不平静的土地。包括冯氏家族在内的部落豪酋长期处于扩张势力的斗争和倾轧之中，不仅如此，冯氏家族对唐朝朝廷也处于时叛时服的状态。那么，唐代的人基于怎样的需要去创造和撰写一位全然作为向化的使者的冼夫人？要理解冼夫人形象塑造与书写的历史，需要将目光投向撰写《隋书·谯国夫人传》的时代背景——唐代冯冼家族与唐王朝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