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德元年(公元664年)洛阳的冬日，比往年更冷些。凛冽的寒风，如同一把把锋利的刀刃，割着行人的脸，也割着大唐朝的风云变幻上官府，上官仪的儿媳妇郑氏躺在床上，轻抚着高高隆起的腹部，满心期待着新生命的降临。连日来的身体不适让她疲惫不堪，不一会儿，便迷迷糊糊进入了梦乡。
梦里，月色如水，万簌俱寂，一个身着玄色长袍，身形高大的巨人突兀地出现在她面前，双手托着一杆巨大的秤，缓缓递向郑氏，声音低沉而有力:“持此称量天下。”郑氏一惊，下意识接过秤，只觉得手中的秤沉甸甸的，泛着古朴的光泽。刚想开口询问，巨人却瞬间消失不见。
此时的朝堂局势波谲云诡，各方势力暗流涌动。武后权势日盛，唐高宗李治虽身为天子，却在诸多朝政大事上被武后掣肘，心中渐生不满，却敢怒不敢言。
彼时，宰相上官仪凭借卓越的才学与刚正的品性，在朝中颇具威望。他时常直言进谏，为高宗排忧解难，一心想要稳固李唐江山，重振天子权威，这却无意之中触动了武后的利益，招来她的嫉恨。与此同时，李义府与许敬宗这两位奸佞之臣，早已攀附武后这棵高枝，在朝中结党营私、为非作歹，对上阿谀奉承，对下打压异己，而正直的上官仪自是对他们的行径极为不齿，时常当众斥责。由此，李义府和许敬宗便将上官仪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心想要除之而后快。
一日，宦官王伏胜偶然撞破武后引道士明崇俨入宫行厌胜之术，惊恐之下，赶忙向高宗告密。高宗得知此事后，怒不可遏，觉得武后此举实在是大逆不道，当即密召上官仪商议，欲废黜武则天的后位。上官仪向来对武则天的专权行径不满，此时见高宗有此决心，便直言道：“皇后专横跋扈，扰乱朝纲，陛下若不早做决断，恐日后朝堂将被其完全掌控，不如趁此机会废之，以正国法。”高宗听后，连连点头，当即命上官仪起草废后诏书。
可谁能想到，消息竟如长了翅膀一般，迅速传到了武后耳中。她怒发冲冠，即刻面见高宗，先是伏地痛哭，哭诉自己多年来的委屈与付出，随后又厉声质问高宗为何听信谗言。高宗本就性格懦弱，面对武后的咄咄逼人，顿时慌了神，为了自保，竟将责任全部推到了上官仪身上，嗫嚅道：“朕本无此心，皆是上官仪教唆朕所为。”
武后心中恨意更浓，当即示意李义府和许敬宗想办法除掉上官仪。这二人本就与上官仪有仇，此刻得了武后的授意，更是不遗余力地构陷。许敬宗眼珠子一转，计上心来，他深知废太子李忠与上官仪、王伏胜之间曾有过交集，便决定在此处大做文章。
几日后，许敬宗与李义府联名上书，弹劾上官仪、王伏胜与废太子李忠暗中勾结，图谋叛逆。在奏章中，他们添油加醋地描述了所谓的“谋反计划”，声称上官仪等人意图扶持李忠复位，颠覆现有的政权，言辞凿凿，仿佛亲眼所见。
高宗看到这份奏章后，一时犹豫不决。他虽对上官仪起草废后诏书一事心怀不满，但也深知上官仪的为人，实在难以相信他会做出谋反这种大逆不道之事。然而，在武则天的不断施压下，再加上李义府和许敬宗在一旁煽风点火，高宗最终还是动摇了。
不久，上官仪便被下狱，尽管他在狱中据理力争，拒不承认谋反罪名，可李义府和许敬宗却伪造了诸多证据，让他百口莫辩。最终，上官仪与儿子上官庭芝、上官家全族、王伏胜一同被判处死刑，家产被全部抄没。
此时，武后脑海中闪过一个一箭双雕的毒计。她想起远在黔州的李忠，想起王伏胜和上官仪都曾侍奉过李忠，一个陷害李忠谋反的阴谋就此诞生。她指使许敬宗上书弹劾，在奏章中，许敬宗添油加醋地描述着李忠与上官仪、王伏胜如何秘密勾结，如何谋划着颠覆朝廷，妄图拥立李忠复位。
唐高宗看着这份弹劾奏章，眉头紧锁。他虽对李忠已无太多期望，但要说这孩子谋反，他心里还是有些犹豫。可武后在一旁不停地煽风点火，哭诉自己的委屈与担忧，说李忠一日不死，大唐的江山就一日不得安宁。唐高宗本就耳根子软，在武则天的软磨硬泡下，最终还是妥协了。
十二月十五日，一道圣旨快马加鞭送往黔州。李忠正蜷缩在囚居的角落里，试图躲避那无处不在的恐惧。当太监宣读“庶人李忠伙同上官仪、王伏谋反，赐白绫自尽”的圣旨时，他如遭雷击，双腿一软，瘫倒在地。他想喊冤，想为自己辩驳，可喉咙像是被堵住了，只能发出绝望的呜咽。
李忠颤抖着双手接过白绫，脑海中浮现出自己短暂而又坎坷的一生。他想起自己被立为太子时的风光，想起被废时的绝望，想起在流放地的每一个惶恐不安的日夜。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从未有过谋反之心，为何会落得如此下场。可命运不会给他答案，随着白绫缓缓套上脖颈，他的生命也永远定格在了二十二岁，只留下一段被权力斗争碾碎的悲惨人生。
而上官仪的儿媳郑氏，当时正怀有身孕，在这场灾难中虽保住了性命，却也被充入掖庭为奴，在那里生下了上官婉儿，从此母女二人便在掖庭中艰难求生，命运的齿轮也自此开始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