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立法学理论研究综述

当下立法已成为广泛关注的社会大事，但将立法理论作为专门学科研究并不是古已有之。立法学获得学科地位，是随着立法与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发展和公民权益保障关系的紧密而获得的。当下立法学虽然获得较为独立的学科地位，但其发展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一、国外立法学理论研究综述

立法学理论经历了一个较为长期的历史发展。有关立法学发展历史，在诸多立法学教材中已经有所体现，本书这里不再赘述。本书仅从相关教材总结西方立法学从其萌芽到当下的发展历程，并以表的形式展现，如表1－5。

当下社会，立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仅被传统的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等学科关注，而且受到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等学科的关注，与此同时，立法学本身所研究的社会现象十分复杂和庞大，几乎涉及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关注立法的研究与立法所关注的研究在当下社会出现了较多立法学著作。这些著作主要内容涉及立法主体、立法过程和立法技术。

关于立法主体。当代西方国家关于立法主体的主要研究范围：立法主体总论；作为立法主体的政府、法官和参与者的政府，作为立法机构的议会等。其中对于立法机构研究最多，主要涉及立法机构总论，立法机构比较研究，各国立法机构专论，立法机构的地位和作用，立法机构委员会，立法机构的立法权和授权立法机构的服务设施等。

关于立法过程。当代西方国家关于立法过程的研究主要有：立法过程的基本问题，各国立法过程专论、立法过程比较研究、立法各个过程与阶段的研究等。

关于立法技术。主要涉及立法的方法、标准、规则、形式，法案的起草，立法语言，法的标点符号，法的标题、法的修改等。

这一时期立法理论成果虽然较为丰富，但也存在不完善的地方。

其一，立法学研究方向越来越趋向于技术化，更加关注立法实务和实证问题，这固然有其益处，但由于过多关注技术，使立法学理论发展迟滞，不利于立法学研究的整体推进和理论提升，立法学理论迟滞，很可能导致立法学成为纯粹技术的学问，立法学将丧失科学品性；

其二，国外相关立法理论与其本国国情直接相关，很多研究针对的是某个或某些特殊国家，带有很强实验性，并不具有普适性，因此在移植理论与进行立法实践时必须加以鉴别；

其三，国外立法学研究成果，普遍是在本国法治较为发达的基础上进行的研究，因此不可避免带有法治发达的印记，与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并不相符，因此在吸收国外法治发达国家立法学理论时应当注意本国国情。

二、国内立法学理论研究综述

国内立法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初争议较多的是我国立法体制、立法权问题；之后进入立法程序讨论，批评立法无序现象，探讨立法技术问题和立法程序问题。《立法法》的颁布大大促进了立法学研究。国内有关立法学的著作整理见表1－6。

总结上述立法学专著，目前国内立法学研究主要存在的不足有以下方面：

其一，关于立法理念和立法哲学范畴的研究，仍然十分稀少；

其二，立法多局限于应付当前“治国”或“治民”的迫切需要，多数属于管理法而较少民主法或控权法，“治事 ( 国家、社会经济事务)、治民胜于治权，护权 (国家权力) 多于护民 (民权与人权)”；

其三，过度注重经济立法，立法演变成为经济发展的“影子”，使社会公众也成为单向度的“经济人”，因此以经济为主的法律制度对一些公共危机、群体性危机、金融危机等难以有效回应与控制；

其四，尽管一直以来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但立法学研究中，理论与实践无疑是脱节的，理论归于理论，实践归于实践，两者之间没有很好地契合在一起，这也导致了立法实践需要理论支撑却无法找到合适理论，立法理论要发展却缺乏充分的实证经验。

从目前研究现状而言，虽然国内立法学有纵深发展的需求，但从总体而言，缺乏一个有效的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的分析范式，本书为了突破立法学发展瓶颈，将立法学研究与风险社会理论相结合，形成一个新分析框架“风险—立法”分析框架，从而为立法学进一步发展提供资源。

三、立法过程理论研究综述

风险社会情境下立法过程研究是本书要论述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立法学中，立法过程是立法学的一个核心范畴和主要研究对象。立法从过程意义而言，是一个动态有序的过程，它可以有三种意义的理解：一是指制定一个单独的法需要经历一个发展过程，二是指每一个或每一种立法都表现为一个活动过程，三是指整个人类的立法活动处在一个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立法过程主要是第一种意义上的立法活动过程，亦即强调立法阶段性、关联性、完整性的立法活动过程。

与学界对政策过程理论的研究历程相似，立法过程理论研究也是在近二三十年才获得更多关注。国内外有关立法过程的部分论著可参见表1－7和表1－8。

从表1－10可看出，我国目前关于立法过程的专论并不多，研究成果并不丰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醒我们，立法过程还有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因此，本书关注风险社会情境下的立法过程是有意义的。

就本书立场而言，本书所研究的立法过程，主要是从动态意义上界定的，因为在风险社会情境下，立法过程需要更加富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必须能够让各种不同利益主体的声音得到表达和体现，而这些表达和体现，则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应对风险社会多元利益需求。风险社会情境下的立法过程，具体包括三个部分，即立法过程的风险认知、立法过程的风险评估、立法过程的风险决策，前两者是后者的基础，整个风险社会风险立法都必须经历这样三个阶段的过程。本书对这个三个阶段，将进行分别论述，参见后文内容。

四、立法与风险社会研究综述

风险问题近年来备受法学界和法律实务界人士关注，国外出现了部分有关风险社会的法律研究成果，如凯斯·R．桑斯坦的《风险与理性——安全、法律及环境》、盖多·卡拉布雷西的《事故的成本：法律与经济的分析》、斯蒂文·萨维尔的《事故法的经济分析》、约翰·法比安·维特的《事故共和国：残疾的工人、贫穷的寡妇与美国法的重构》、阿德里安·A. S．朱克曼主编的《危机中的民事司法：民事诉讼程序的比较视角》等。

国外法学领域对风险社会的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基本上与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其他学科对风险社会的研究保持同步，因此国外法学领域的风险社会研究成果能够吸收到其他学科最新研究成果并将之转化为法学成果；

二是较多利用其他学科的分析方法，如经济学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心理学研究方法等多学科方法，对风险社会问题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与给出的建议都较为鲜明合理，有可接受性；

三是一些法治发达国家有较为深厚的公民基础，因此其有关风险社会情境下立法公众参与等问题的研究也较为深刻，具有较强实践意义，具有可行性；

四是对于立法而言，法学领域风险社会研究成果已经直接影响到立法，并能够获得立法者的认同与法律的具体体现，这无疑是理论研究的重大胜利。

国内有关法律与风险的研究成果有：滕宏庆的《危机中的国家紧急权与人权：紧急状态法制研究》、蔡定剑主编的《公众参与：风险社会的制度建设》、吴江水的《完美的防范——法律风险管理中的识别、评估与解决方案》、柯迪的《风险投资与法律制度》等，此外还有一些部门法与风险交叉研究成果。

反观国内研究成果，虽然已经注意到采用风险社会分析范式，并就部分具体问题结合部门法进行风险分析，也有部分论著出现，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是在研究内容上，与国外相比还处于初级阶段，很多研究内容都是跟随国外研究成果，并没有针对当下中国社会的独创性；

其次是在研究方法上，国内尚没有专门针对风险社会问题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的论著，更多的论著并没有注意到研究方法的更新问题；

再次是在对风险社会的回应上，国内目前局限于部分具体问题的探讨，更多的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论述，缺少带有理论指导意义的论著；

最后是有关风险社会的公众参与问题，国内虽然也有研究成果，但更多的是介绍国外风险社会公众参与的制度，而结合本国实际，提出本国风险社会情境下公民参与问题的论著较少。

综上所述，学界有关法律与风险的著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本选题理论基础，但从立法与风险社会角度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和学术探讨的著作尚没有出现，因此，本选题的理论意义比较突出，实践意义比较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