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研究背景

“风险”一词对公众而言并不陌生，2003年SRAS事件使公众对风险有最直接的认识，此后几年风险不断，如2008年甲流、雨雪灾、汶川地震等，2009年甲流、洪灾等，2010年旱灾、洪灾、地震、台风等。公众对这些风险事件提出了疑问：我们是不是生活在风险社会？中国是不是进入了风险社会？我们如何应对自身所处的风险环境？“拿什么拯救我们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对风险进行理性而全面的思考，不仅关系到我们对时代的理解，更关乎我们共同的生存。

风险已是生活常态，风险与生存、生活、发展密不可分。现代社会就是一个风险社会，风险种类有自然灾害，如地震、洪水、台风等，有人为事故，如车祸、矿难、财产损失等，有环境污染，如大气污染、河流污染、土壤污染等，有技术风险，如核电、转基因、生物技术等。这些风险随处可见，或大或小，或熟悉或陌生，或近或远，公民个人、社会团体、政府等必须不断做出风险决策，在对风险认识、判断、选择与应对中生存与发展。

实际上，风险不是当下的特有产物。从哲学角度而言，风险是人的一种存在状态，只要有人类生活，就必然有风险。从历史角度而言，在人类生活的历史变迁中，风险早以独特方式展开了自己的历史发展。

人类社会早期，风险以其局部、狭隘和自然属性展现在人类面前，当时人类主要面临的是局部地区的自然风险，诸如古代社会面临的诸多自然灾害。随着人类活动领域的扩大，风险从自然领域步入人类社会，人类的众多活动也会产生风险。如大量伐木导致气候变化、工业排污造成环境污染等。不过，总体而言，在工业社会之前，人类实践所带来的风险相对较小，自然风险是社会的主导风险。

但自进入工业社会，由于人的活动打破了地域性和局限性，走向了跨国、跨地区活动，带来了“震撼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人类制造的风险逐渐走向全球化，取代了以往自然风险的主导地位，环境污染等风险问题已成为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重大问题。

时至今日，被高度技术化的社会陷入一个发展困境和悖论：社会技术化程度越高，风险就越高。社会生活被技术所左右，人类所从事的各项活动，都可能出现关联风险，由此导致一个全球风险社会的到来。

社会的现实发展已为学者研究所吸收。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1986年《风险社会》、1988年《风险时代的生态政治》、1999年《世界风险社会》、2000年《风险社会理论修正》等著作中，力图告诉公众这样一个事实——人类生活在自己创造的，由工业文明而引起的风险社会及其社会风险之中。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同样认同风险社会的存在。其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如此描述风险：“核战争的可能性、生态灾难、不可遏制的人口爆炸、全球经济交流的崩溃以及其他潜在的全球性灾难，为我们每个人勾画出了风险社会的一幅令人不安的危险前景。”英国另一社会学家斯科特·拉什也表达了同样担忧，“伴随着风险文化时代而来的也许是人类许许多多的惶恐和战栗，并且不再有小规模的恐惧和忧虑。”

风险并不一定要亲历才有深刻体验，“那些惊闻噩耗、心居恻隐的人也是受害者，……当危机事件及其细节迅速而生动地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时，我们大部分人都将成为受害者”。

于是，上述追问就合理地产生了，我们是否真的面临一个不同于传统的新社会？西方学术界对此有一系列探讨。乐观主义者如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阿尔温·托夫勒 (Alvin Toffler)、曼纽尔·卡斯特 (Manuel Castells) 等人对当下社会的发展充满信心，丹尼尔·贝尔将之称为“后工业社会”，阿尔温·托夫勒将之形容为“第三次浪潮”，曼纽尔·卡斯特看到了“网络社会的崛起”。这些学者，对当下社会发展状态似乎较为满意，虽然不乏担忧，却认为总体前景乐观，值得期待；而悲观主义者如罗马俱乐部的学者们、塞缪尔·亨廷顿 ( Samuel Huntington)、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等学者则是忧心忡忡，罗马俱乐部看到了社会“增长的极限”，塞缪尔·亨廷顿揭示了“文明的冲突”，弗朗西斯·福山提供了一个有关“大分裂”的预言。如今，风险社会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答案。不过风险社会理论在本书看来应当是一种折中主义的观点，因为风险社会理论既有对社会现实的双向总结，也富有积极的进取精神。

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告诉我们，当我们在为自身所取得的现代化成果沾沾自喜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将自己一步步套入一个现代化的“圈套”——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表现在当下极为明显，社会赖以运转的制度体系可能失灵，我们日夜相伴的技术可能崩溃……来自温室效应、沙尘暴、赤潮、转基因食品、核威胁、环境污染等问题的争议即是风险社会的典型例证。风险社会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现代性批判的一种路径和一套话语。正如“罗马俱乐部”提出的“增长极限”一样，都是对人类自身发展的一种警示。这一理论告诉公众，一个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新社会，已经来临。

问题已然出现，解决之道何在？我们能够设计出一个没有风险的社会吗？我们所依赖的法治建设能够解决已经出现的社会风险问题吗？过于依赖法治，是不是将人类命运全部放在“一个篮子里”，一旦法治出现问题，将情何以堪？

学者们早已关注到法治的不足，认为过分依赖法治也会出现风险。法律万能论和法律依赖症曾经受到严厉批评。本书认为，法律万能论与过于依赖法律，也是对人类“理性构建”和“制度文明”的极大冲击与动摇，这点从下面这段话可以获得解释：

“基蒂·吉诺维斯”是一个在现代性下的悲剧：在自诩高度发达的法律文明下，现代人逐渐培养了一味诉诸“警察”和“法官”等司法剧场的习惯，形成在社会责任上的漠视和拒绝。这种“法律依赖症”，使许多人遗忘了人类在原始森林中围剿豺狼虎豹那种传统的“凝聚力”。其后果，不仅增加了不法行为发生的风险，也实质上伤害了力挺现代化的学者。

从上可见，风险已经是当下社会的客观特质。选择风险社会作为议题，不是因为它在当下学术界的热度，而是出自一种对现实的关切和对自身命运的担忧。“风险社会理论指出了政治和公共焦虑的新模式。”这并不是杞人忧天，正如迈克尔·雷吉斯特、朱蒂·拉尔金提出的问题：我们能够信任谁？在当下风险社会，有许多动态力量——政治的、法律的、社会的、经济的，等等，都在强调自身对国家与社会的作用，并都在用自身所拥有的话语权塑造公众观念，而唯有公众自身，没有办法认知和评判有关风险问题，而这直接关乎风险社会的利益分配问题。所以，选择风险社会与立法机制作为核心议题，其目的恰正在于寻找自身生存之道。

但自身生存之道何在？是法治抑或有其他的出路？法治究竟能不能承担起“风险治理之重”？如何建构一个能够支撑风险社会的法治框架，这又是一系列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本书研究以风险社会与法治建设为时代背景，探讨在风险社会情境下，法治是否能够承担风险治理重任，如何构建一个能够支撑风险社会的法治框架。对于前者，本书持肯定态度，对于后者，本书主张以立法机制为基础构建应对风险社会的基本法治框架，故而，本书主题为：风险社会情境下立法机制研究。

二、研究意义

在上述研究背景下，本书研究意义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论证风险社会的法治理论，在理论上论证法治对风险社会的适应性，二是在理论上推进立法学纵深发展，三是在实践上推进适应风险社会现实需求的立法活动与法治实践。本书研究意义总结参见图1－1。

(一)论证风险社会的法治理论

法治应与时代需求相一致。法治的时代品格直接影响法治作用的实现。当下法治理论建构于工业社会基础上，而当下社会已经展露出不同于传统社会、工业社会的社会特质，当下法治理论与当下风险社会出现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当下法治理论是否能够应对以及如何应对风险社会现实需求，目前为止并没有相应理论加以阐释、说明和回应。当下法治理论的滞后性无疑将直接影响国家、政府、社会团体以及公民个人对风险的积极有效应对，甚而可能带来更大风险，因此，从理论上论证法治对风险社会的适应性，有助于提升法治的时代品格，有助于促进法治理论进一步发展，更加有助于法治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现实需求。

(二) 推进立法学理论纵深发展

检视中国立法学发展现状，虽然曾经历过一次发展高潮，但当下却存在诸多问题，主要集中在立法理论缺乏创新，本研究选择立法机制作为构建应对风险社会现实需求的法治框架的有效途径，从风险社会视角研究立法机制，无疑是立法学领域一次积极学术探索，研究结果必将有助于推进当下立法学理论纵深发展。

具体而言，本研究从以下方面推进立法学纵深发展：其一，通过研究风险社会立法机制问题，比较工业社会立法机制与风险社会立法机制的不同，从而发现立法学理论进一步发展方向，形成有关风险社会立法机制的系统理论，有助于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立法观念与制度体系；其二，通过研究风险社会立法机制的基本价值、基本原则、立法权力、基本程序、主体制度等问题，进一步促成立法的正当性基础与社会可接受性，有助于良法形成；其三，通过对风险社会立法机制核心问题构建，提出公民分享立法权的具体情况，既从理论上完善公民权利体系，也对立法实践有一定理论指引作用。

(三) 推进风险立法活动与法治实践

对风险的回应是法学与法律的重大课题。本研究以风险社会情境下立

法机制研究为主题，研究结论必将有助于推进适应风险社会现实需求的立法活动与法治实践进一步发展。

具体而言，本研究现实意义在于：其一，在当下社会，立法与风险均与社会和公民生活息息相关，两者具有天然亲缘关系，研究风险社会立法机制，将有助于推进有效应对风险的立法活动，形成能够保障社会安全秩序、公平正义的法律成果，从而提升社会和公民应对风险的现实能力；其二，在风险社会下，以立法为基础构建法治框架具有更加积极的现实意义。以立法为基础构建适应风险社会需求的法治框架乃是因为司法与行政均是立法之下的产物，并且司法与行政作为应对风险的手段或制度，存在诸多不足，从其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危机事件和维稳工作可见一斑；其三，本研究将在一定程度上推进质量型立法。伴随2010年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中国将进入“后立法时代”，质量型立法成为“后立法时代”最重要的目标。而质量型立法目标的实现与立法是否良好应对风险具有紧密联系，因此本研究将在一定程度上推进质量型立法目标的实现，从而有助于民主法治国的实现；其四，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推动法治实践，立法上的努力奠定了法治实践的坚实基础，有助于从整体上推进法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