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规划与市场对中国能源发展的相互影响

从上述分析可见，中国的五年计划对能源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五年计划是理解中国能源发展的一把钥匙，它不但是促进能源发展，也是促进中国能源发展模式转型的重要手段。没有市场经济，中国能源发展不可能创造繁荣；没有发展规划，中国能源不可能实现科学发展。五年计划成为中国能源科学发展的重要手段，发挥着提供公共服务，调控发展模式，促进增长，减少发展成本的重要职能。

中国计划体制经历了发展、停滞、衰弱的过程，但后来又经历了重新改革和复兴的过程，五年计划本身经历了从越位到缺位，再到归位的转型过程。中国的体制转型不同于苏联和东欧国家，从计划的有形之手，到市场的无形之手，两手并用，引入市场的同时，重塑了计划之手。中国的发展实践又一次证明：“两只手”比“一只手”要好；“两手硬”比“两手软”要好。这并不是十分深奥的秘诀，而是十分务实性的适应性的用好这两个手段。

在如何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方面，中国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提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992年他讲道：“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这一“手段论”，既不同于“计划至上论”，又不同于“市场至上论”，而是引入、催化和推动市场经济的同时，也促进计划不断转型，持续发挥作用，使计划和市场都成为中国能源发展的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两个手段。

市场经济也要有计划。计划干预的范围是单靠市场机制无法有效解决的部分，根据世界银行报告（1991）这包括：“教育、健康、营养、家庭计划、减贫和为改善生活质量提供基础设施和社会的、行政的、法律、法规的保障体系，以及为公共开支动员财政资源。”中国学者也持类似的看法，王绍光、胡鞍钢认为政府与市场既可以发挥不同的作用，也可以起到互补的作用，中国政府职能应当具有三个方面：市场经济国家的5项基本职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纠正市场失灵的6项职能；在中国国情条件下所特有的消除贫困等9项特殊职能。刘国光认为不能完全交给市场和价值规律的有以下五方面：“一是经济总量的平衡；二是大的经济结构的及时调整；三是竞争导致的垄断问题；四是生态环境问题；五是社会公平问题。”杨伟民也认为，国家发展规划的主要功能是管理增长，它不同于宏观调控，是一种中长期的、宏观层面的总量管理，规划可以发挥类似于法律，但更为灵活的“第二准则”作用，它通过明确规定市场准入的各种约束条件，如资源状况、环境容量、空间布局、技术水平等，引导市场主体活动，也成为政府管理增长的依据。

那么如何从理论上认识市场与计划的关系呢？为什么它们之间有着很强的互补性呢？我们可以从产品属性和知识属性两个维度来界定计划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不同功能（见表7-4）。在私人产品领域，企业的决策主要是依赖大量的情境知识，计划无法在微观经济活动中替代价格“自下而上”的发现机制和协调机制。但是市场机制却无法提供宏观经济发展前景等“专家知识”，而国家的预测性计划可以为投资者、生产者提供信号导向作用。在混合产品领域，指导性计划可以成为日常政策和市场活动主体的依据。在公共产品领域，指令性计划是政府必须履行的责任，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进行的目标管理约束，为政府的日常政策提供了依据。由上可知，处理市场与计划的关系不是简单谁为主，也不是谁多谁少的问题，而是要区分不同的产品领域和不同的知识属性领域，不是两类，至少是六类。在实际中，可能比表7-4所提出的分类还要复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粗枝大叶”的“一概而论”。正因为此，一个经济体十分像一个人体，有“两只手”比仅有“一只手”好得多。这“两只手”相互配合，就形成了互补性优势。这就超越了“非白即黑”的两分法思维模式。

改革以来，随着经济体制转型，虽然经过几次争论，但是计划作为一种手段并没有被抛弃，而是成功实现了转型，此计划已非彼计划。它逐渐从单一的经济计划转向全面的发展规划，从微观领域转向宏观领域，从经济指标为主转向公共服务指标为主，从少数人决策到集体决策。

重塑计划之手后，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有规划指导的市场经济国家。世界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对此十分形象地概括为：（总体）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成长，并作为中国新体制（指不同于西方国家）崛起的八大支柱之一。

对处于转型中的中国能源发展来说，从中长期的角度，实现对能源发展模式的有效调控是最重要的影响。目前，发展模式的调控已经成为发展规划的焦点，对发展模式进行有效管理，促进从速度型发展模式向科学型发展模式转变，促进生态环境保护、能源资源节约利用、应对气候变化，成为五年计划的突出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