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祁阳县历史沿革及地理人口概况
一 祁阳县历史沿革
祁阳县位于湖南西南部，永州市东北部，湘江中上游。东临常宁市，南接桂阳、新田、宁远、双牌四县，西抵零陵、冷水滩二区，北连祁东县。地处北纬26°02′至26°51′，东经110°35′至112°14′。东西横跨64.5千米，南北纵长90.5千米。
祁阳县历史悠久，从三国东吴置县至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其间隶属虽多有变动，境域历代变化很大，但“祁阳”县名一以贯之，且均为“郡之首邑”“一等县”“特等县”，由此可窥见祁阳地位之一斑。魏晋南北朝时期，祁阳曾三度为“侯”，一度为“伯”的封地。据史料记载，早在约几万年前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祁阳境内就有人类活动，商周时期，祁阳已进入奴隶社会。1985年在下马渡镇寨子脑、书家铺和肖家村镇晒禾坪等地发现了打制、打制与磨制相间的石器以及商代窑址，这说明祁阳很早就属于开化地区。
春秋战国时期，祁阳为楚之南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始置郡县，祁阳属当时的长沙郡。西汉时，分长沙郡南部，置桂阳、零陵二郡，祁阳属零陵郡之泉陵侯国。东汉时，除泉陵侯国为县，隶属未变，直至三国东吴末期，祁阳仍属零陵郡。
东吴孙皓元兴元年至天纪四年（264～280），分泉陵县，置祁阳、永昌二县（另一说是民国《祁阳县志》载为东吴孙亮太平二年，即257年设县），祁阳县设县治（县城）于今祁东县金兰桥镇新桥头村，因县治地处古祁山（指衡南县之祁山，衡南称岐山，祁阳则称祁山）之南，故名祁阳。永昌县设县治于今祁东县砖塘镇烟合岭，当时祁阳县县域限于清江流域和湘江以南的部分地区及今衡南县一部分地方，至两晋、南北朝时期，祁阳隶属关系未发生变化。
隋开皇九年（589）撤并州县，祁阳、永昌二县并入零陵。唐武德四年（621），恢复建置，永昌县并入祁阳县，县域面积扩大了一倍，达到3800多平方千米，旋而废县。唐贞观四年（630），复设祁阳县，仍属零陵郡，并将县治迁至老山湾（今茅竹镇老山湾村和茶园村一带）。至此，祁阳不仅版图扩大了，而且县治也迁到濒临湘江、交通方便的“四达之衢”的新址，经济、文化有了新的发展条件。
宋代祁阳行政隶属未变，元时仍属永州总管府。明清时期属永州府。明景泰三年（1452）县治迁至西北高埠檀山湾，即今之祁阳县城所在地。民国3年（1914），祁阳属衡阳道，不久，废道。民国27年（1938）设行政督察区，祁阳属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第七区行政督查专员公署为零陵地区专员公署，祁阳仍属之。1952年，改属湘南行政公署（衡阳、零陵、郴州三个区合并为湘南行政公署），将原祁阳县的东北部地区划出，另置祁东县。1954年，将宁远县和常宁县部分地区划入祁阳，置金洞区（今金洞林场），撤湘南行政公署，祁阳改属衡阳地区行政专员公署。1983年又改属零陵地区行政公署（今永州市）。1995年，按照省、地部署，祁阳县开展撤区并乡建镇工作，除金洞7个乡镇不做调整以外，其余区乡均做了大调整，撤销区和原乡镇建置，合并为20个镇，即浯溪镇、观音滩镇、茅竹镇、三口塘镇、大忠桥镇、肖家村镇、八宝镇、白水镇、进宝塘镇、黄泥塘镇、潘市镇、梅溪镇、羊角塘镇、下马渡镇、七里桥镇、大村甸镇、黎家坪镇、文富市镇、文明铺镇、龚家坪镇。祁阳经过历史上归并、分割和再归并之后，迄今面积为2538平方千米。1997年1月，经永州市人民政府批准，镇下设73个办事处；2003年5月增设火田办事处。据《祁阳县志》（2004）记载，祁阳县辖27个乡镇，6个林场所，959个村（居）委会，总人口达100.02万人。这些居民以汉族为主，人口达99%，少数民族人口中，多为瑶族、苗族（祁阳县志编纂委员会，2004）。
二 祁阳县地理及人口
祁阳县境内山岗、丘陵、平原、盆地兼有，大小河流250多条。境内三山（祁山、阳明山、四明山）耸峙，四水（湘江、白水、祁水、清江）纵横。祁阳得湘江之便，北通长淮，南连粤桂，中原文明和百越文明在此交融。自古以来文风昌盛，浯溪摩崖、文昌宝塔蜚声中外。发祥于祁阳，有500多年历史的祁剧更是集湘楚文化之大成，名扬中外。
第二节 祁阳方言研究概述
一 祁阳方言归属
湘方言为汉语十大方言之一，祁阳方言属湘方言老湘语。湘方言分区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已经历了多次变革，祁阳方言也因历次方言分区变化而归属不同的方言区。
以“是否保留中古浊音”（袁家骅，1960：12）为标准将湘语分为新老两派。祁阳方言与老湘语代表双峰话归为一类；周振鹤、游汝杰的《湖南省方言区划及其历史背景（首次文摘）》（1985）将湘语分为南北两片，祁阳方言归为南片；钟奇（1997）提出将湘语划分为中心湘语和边缘湘语两类，祁阳方言为边缘湘语。
鲍厚星、颜森（1986）和《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均将湘语划分为娄邵片、长益片和吉溆片，祁阳方言属娄邵片；20世纪90年代“湖南方言研究丛书”中将湘语分为娄邵片、长益片和辰溆片，祁阳方言属娄邵片。《湖南方言普查总结报告》（1960）将湘语分为长益、湘涟、辰溆、衡邵四个土语群，祁阳方言属于衡邵土语群。鲍厚星、陈晖（2005）以四条语音标准并结合历史人文等特征将湘语分为五片：长益、娄邵、辰溆、永全和衡州，祁阳方言属永全片东祁小片，本书采用这一方言分区法。湘方言五分分区法首次提出永全片下分东祁、道江、全资三个小片。永全片涵盖了原属娄邵片的祁阳、祁东两县和桂北的全州、灌阳、资源、兴安、龙胜几个县区中的湘方言（或者土话），并将历来在方言系属上存有争议的湘南地区部分土话（东安、岚角山）纳入其中，扩大了研究范围，大胆而不失谨慎。湘方言五分分区法析出永全片，既考虑了方言区域的语音特征，又兼顾了方言区历史行政来源与移民等人文因素，此举对于湘方言研究及湘方言与湘南土语、平话、少数民族语言接触研究都将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方言分区是在长期调查研究基础上对某一方言综合考察分析的结果，合理的方言分区不仅能反映某一方言的整体性和区域特点，还能较好地体现方言的层次性，它说明了人们对某一方言的认识在逐步深化。将祁阳方言纳入湘方言永全片，充分考虑了方言的语音特点和历史文化因素，较以往分区更为合理。
二 关于祁阳方言语音研究
湘方言研究各次方言之间存在不平衡现象，长益片、娄邵片、衡州片研究成果较为丰硕，而辰溆片、永全片研究则相对薄弱。近年来，随着湘方言研究与保护工作的逐步开展，湘方言永全片的研究引起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鲍厚星（2006）明确提出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当加强对永全片的研究。祁阳方言作为湘方言永全片的重要代表点，其研究价值自不待言，正如一些持续关注湘方言的专家所言，对祁阳方言进行充分挖掘、分析，对永全片研究甚至整个湘方言研究都会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祁阳方言研究虽然较湘方言其他方言研究而言存在研究不充分或过于粗疏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仍取得了一些成绩。综观学界以往对祁阳方言的研究，大致可以将祁阳方言研究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一）旧籍中祁阳方言的零星记载
有关祁阳方言的研究最早见于当地地方志记载，清（同治）《祁阳县志》曾有过祁阳方音记载。
祁阳人称祖父为爹爹（爷呼作低），亦曰公公，祖母曰阿毑（毑音姐），父曰爷（呼同涯），母曰奶奶，叔曰满满，女儿曰阿假，兄曰老乡，呼他人曰己，自称亦曰己，人曰凝，大人曰代凝，客曰喀，请客曰襁喀，人家曰凝街……怎么说曰浑拟讲（讲呼本字曰港）……绿呼曰飞天之绿（绿呼作流，入声），青曰碧艳胶青（青音锵）祁阳土音分析：“日，呼作匿；星，呼作箱；夜，呼作亚；石，呼作匣；井，呼作奖；竹，呼作丢，入声；粟，呼作秀；胫，呼作将；颈，呼作涨……粥，呼作州，入声；肉，呼作纽，入声；……生，呼作桑；熟，呼作柔；热，呼作聂；冷，呼作朗；尺，呼作却；钉，呼作当；睡，呼作树；醒呼作享；影，呼作养；……去呼作黑，去声，又吼，去声；行，呼作航……听呼作汀锵切；声，呼作商羊切。”[1]
明清时期地方志对祁阳方言方音记录使用汉字同音字记音，且以官话音作为参照系，此类记音方式虽不能准确反映当时祁阳方音之音值，却为后人研究祁阳方言语音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历史文献材料。
（二）现代意义的祁阳方言研究
现代意义上的祁阳方言研究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1936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赵元任、杨时逢、吴宗济等诸位先生对湖南方言进行了大规模调查，调查范围涉及湖南境内75个方言点。吴宗济先生负责调查祁阳方言（白水），其结果载入杨时逢先生整理的《湖南方言调查报告》（1974）。1960年，为推广普通话，湖南师范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对湖南境内方言进行普查，共调查了81个方言点，调查成果以《湖南方言普查总结报告》（油印稿）形式公布，其调查点也涵盖了祁阳方言。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的湖南方言调查及后出的由湖南师范学院主持的湖南方言调查都对祁阳方言进行了静态描写，其中部分章节还对祁阳方言语音进行了共时、历时比较分析。
单点方言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湘方言研究进入一个繁盛期。地方志编纂工作顺利开展，以《中国语言地图集》出版为契机，单点方言研究取得了较大发展。祁阳县志编纂委员会（2004）编写的《祁阳县志》中的方言章节描写了祁阳方言音系和部分词汇语法现象。由李永明、鲍厚星主编的《湖南省志·方言志》对湘方言语音系统、常用词汇、语法特点等进行了详细调查，其中谢伯瑞（2001b）负责祁阳方言部分。专著方面，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湖南方言研究丛书”由湖南教育出版社相继出版，李维琦（1998）所著的《祁阳方言研究》是其中研究祁阳方言最为重要的代表作。在各高校的学位论文方面，21世纪以来，一些学位论文对祁阳方言语音、音韵进行了描写分析，如王仲黎（2005）的《祁阳方言音韵比较研究》从历时和共时角度综合考察了祁阳方言声韵调系统与中古音韵及其他核心湘方言点、北京话的差异，陈如新（2006）的《湖南祁阳县白水镇话语音研究》对白水镇方言语音系统进行了系统描写。
方言比较研究。随着湘方言单点方言研究的深入，理论探讨也随之深化，主要涉及方言内部音类特点及分区问题检讨。以往单点方言专著关注较多的是祁阳方言语言事实的描写，但解释不足。在一些综合比较研究论文中，祁阳方言多以语料形式出现，其对湘方言研究的贡献尚未充分体现。就音类而言，人们关注较多的是祁阳方言较完整的全浊声母系统。如钟奇（1997）的《湘语的音韵格局研究》对祁阳（祁东）方言浊音音值、浊音类型进行了详尽分析。陈晖（2006）的《湘方言语音研究》从声、韵、调多方面对湘方言语音特征进行了探讨，把特征判断和综合判断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陈文注重方言田野调查，在全浊声母、声调演变章节中对祁阳、祁东两个点着墨较多，重点讨论了祁阳、祁东两地全浊声母音值及入声调演变。彭建国（2006）的《湘语音韵历史层次研究》首次运用历史层次分析法分析了湘语声韵历史层次，内容涉及东祁小片祁阳、祁东两个方言点的部分音类。
实验语音研究。曾春蓉（2006）的《湘语声调实验研究》用实验方法对湘方言声调进行研究，该论文对祁阳白水镇单字调和两字组连读变调进行了分析，拓宽了研究视野，其不足之处在于发音人选择过于单一，对声调调型的处理方式也有待商榷。张偲偲（2010）的《湘语祁阳方言中塞音声学性质的几个观察》对祁阳方言塞音尤其是浊塞音音值进行了实验分析，认为祁阳方言全浊声母及祁阳方言浊塞音并非真浊音。熊睿（2015）的《祁阳方言塞音声母发声态研究》、贝先明（2017）的《湘语浊塞音的声学特征》都对祁阳方言古全浊声母今读音值及发声态进行了声学实验分析，在方言语音实验研究方法上有较大突破。
第三节 选题缘由及研究方法
一 选题缘由
祁阳方言是湘方言老湘语重要代表点之一，祁阳方言个案研究对于深入认识湘方言形成及其演变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目前，前辈时贤对于祁阳方言有过较为详尽的单点方言描写研究，对某些音类也做了比较细致且科学的分析，但对祁阳方言语音尤其是一些特殊语音现象仍描写有余，解释不足，且研究成果呈碎片化，缺乏系统研究。因而，在对祁阳方言语音进行充分描写的基础上，对祁阳方言一些语音现象演化机制与动因进行科学、合理的解释，是未来祁阳乃至整个湘方言语音研究的方向。从研究语料来源看，笔者为祁阳人，选择自己熟悉的母语方言进行研究，在语料获得方面具有先天优势。时下，多学科交叉与跨方言比较研究成为汉语方言研究的重要趋向，综合运用历史层次、实验语音、方言地理学等新的理论、方法对祁阳方言某些特殊语音现象进行深入探讨尚有很大空间。
近20年来，祁阳方言研究取得了较大突破。其一，方言调查描写从最初的单点深入县域内多个点，一些重要语音事实与语音特点在详尽的方言调查过程中得以浮出水面，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其二，祁阳方言比较研究也突破了传统的同中古音类、北京话比较的藩篱，比较范围拓展到其他重要湘方言代表点。祁阳方言一些音类特点在同其他汉语大区方言如吴方言、赣方言以及一些系属不明的湘南土话的比较中逐渐受到重视，这不仅对确证湘方言形成与演化有重要意义，对于开展汉语方言接触研究无疑也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与吴方言、粤方言、闽方言等诸多汉语方言中研究得比较系统且成熟的一些单点方言研究相比，作为老湘语核心点的祁阳方言研究还略显滞后。前人之于祁阳方言的研究不乏语言音类现象的描写、比较，但大都专注于单点方言描写及音韵历时比较研究，抑或是单点方言同北京话、周边方言的简单比较研究。在方法上仍略显滞后，创新性不足，理论解释还相对薄弱。汉语方言是共同语的地域变体，方言之于共同语，是个性与共性的关系。之于方言现象演变机制的解释对提升汉语共同语甚至整个语言学理论水平意义重大。以祁阳方言古全浊声母现象为例，祁阳方言古全浊声母今读音值及演变解释对丰富湘方言研究乃至整个汉语语音历史演变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显然，祁阳方言全浊声母研究大都停留在古全浊声母分布、清化描写表层，对于古全浊声母音值及其清化机制的深层解释，虽然一些研究有所涉及，但仍略显单薄，尚待进一步深入。故而，对于祁阳方言某些重要音类现象的解释性研究及类型比较，是一个亟须解决的难题。本书的研究旨趣在于，在充分调查笔者家乡话祁阳方言的基础上，结合现代音系学、实验语言学等方法与理论，尝试就祁阳方言古全浊声母清化、古来母字塞化、元音擦化、鼻音韵母鼻化增生等一些语音现象的历时演化机制与动因进行力所能及的解释。
二 研究对象及方法
本书研究对象为笔者母语方言祁阳方言语音现象，不同于以往的单点方言研究范式，本书析取祁阳方言中一些较为特殊的音类现象作为研究对象，从共时与历时视角对这些语音演化现象进行解释，并将其置于湘方言乃至汉语发展序列中以观察其演变路径与方向。祁阳方言语音内部存在差异，本书既注重祁阳方言语音的类型共性，也兼顾方音个性解释。汉语方言语音研究从20世纪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至今，取得了不菲的成就，它的成功是描写与比较相结合结出的硕果。“现代汉语方言学是从比较研究开始并由比较研究向前推进的”（李如龙，2003：1），方言比较研究范围有大有小，大范围比较是大区方言的区域比较，小范围比较是某一方言区内部各土语点的系统比较。从比较视角而言，有共时、横向空间比较，也有历时、纵向时间比较。本书旨在通过描写祁阳方言音类今读，尝试在描写、归纳祁阳方言语音现象基础上对祁阳方言的一些语音现象进行综合分析，具体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方言内部差异比较
祁阳方言内部语音具有较强的一致性，但也存在差异。本书对这些方言土语之间内部语音差异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分析，运用方言地理学方法绘制方言语音特征地图，形象、直观地将方言内部的细微差异付诸纸端，并从地理差异比较中观察方言差异分布及规律。
（二）不同方言之间的比较
历史比较语言学认为，同系属语言或方言之间存在同源关系，因而即使相隔千里，仍具有共性，某些历史音类今读存在较为严整的对应关系。各方言之间由于长期独立发展演变，又各具个性，历史比较法通过比较同系属语言或方言间的共时差异来探寻某一语言或方言演变的发展序列。本书对部分祁阳方言音类研究运用了历史比较方法，从共时方言差异比较中寻找类型共性，再用这种共性观照方言个性，探寻单点方言历时演变机制及其在整个时间发展链条上的位置。本书于湘方言内部比较研究着墨较多，如祁阳方言与永全片其他方言点、祁阳方言与湘方言娄邵片、辰溆片、长益片的比较。
此外，祁阳方言与其他汉语大区方言某些音类横向比较也是本书的一项重要研究内容。汉语方言是共同语或者官话在流播过程中同当地已有土语结合的产物，从汉语共同语及方言总结出音变共性规律必然会制约祁阳方言语音演变。由于历史原因，湘南境内族群复杂，“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等历史上大规模群体政治、战争移民造成了语言、方言之间的长期相互接触。祁阳方言在历时发展过程中长期与相邻赣方言、西南官话、湘南土语和瑶族接触，其语音层次颇为复杂，因而与周边方言、语言接触研究也是本书的研究内容之一。
（三）方言的历时比较
语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今天的语言是历史语言长期发展变化的结果。在共时描写的基础上，同《切韵》的历时比较是时下方言历史比较研究的一个通则。高本汉（2014）认为，《切韵》是当今大多数汉语方言的源头，《切韵》可上推古音，下联今音，通过同《切韵》比较可以勾勒出方言演变的大致轨迹。中国语言学前辈们提出的活的方言材料与死的文献材料相结合的互证方法将历时与共时结合，成为时下研究语言或方言历史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囿于方言文献资料缺乏，本书只能利用明清时期地方志中用汉字记音方法记载的祁阳方音，结合明清时期盛行于祁阳的西南官话音系来还原地方志书面文献记载的地方方言原始语音状态。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历史比较法的局限在于其比较对象之方言、语言处于同一层次，对于层次较为复杂的语言或方言，其解释力受到挑战，显然历史层次分析法很好地弥补了这一不足。历史层次分析法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一种语言史观，借助历史层次分析法，通过离析方言层次，依据文白异读、文献书证来确定层次序列是本书方言历史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
（四）语音格局
语音格局既是一种研究思路，也是一种研究方法，是语音学与音系学的结合。“语音格局的分析是用语音实验得出的数据和图表来考察各种语言音位系统的表现，包括的内容可以有不同音位各自的定位特征，内部变体的分布规律，整体的配列关系等等”（石锋，2008：8）。石锋、时秀娟（2007）探讨了语音格局研究中语音样品的选取和实验数据的处理两个基本问题。语音格局研究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探讨方言内部的细微差异，将传统口耳之学得出的结论细化、精密化、图像化，把以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语音之间的细微差异付诸纸端，使之一目了然。
（五）其他研究方法
本书在对一些特征进行研究时采用了社会语言学调查统计方法，结合现代生成音系学理论，尝试在描写和归纳方言事实的基础上，探讨祁阳方言部分音类历史演变的机制和规律，对祁阳方言中的一些特殊语音现象进行解释。
第四节 材料来源及发音人情况
一 田野调查材料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笔者通过7年多的田野调查获得了大量关于祁阳方言语音的第一手材料。笔者在2002～2009年先后多次对家乡话祁阳方言进行调查，调查范围覆盖祁阳白水镇、浯溪镇、肖家村镇、黎家坪镇、文明铺镇、羊角塘镇、观音滩镇、黄泥塘镇、大忠桥镇和金洞林场晒北滩瑶族自治乡等多个乡镇。调查地点主要集中在具有代表性的白水镇、浯溪镇和黎家坪镇。部分音类调查集中在祁阳县第七中学、祁阳县职业中专、肖家村镇第一中学进行。为了摸清祁阳方言与周边方言的关系，笔者还专门调查了与祁阳相邻的祁东方言（城关镇）、常宁方言（与白水接壤地带的富贵镇）、芝山官话（与大忠桥镇接壤）的音系，以资比较。我们将主要发音人情况列表如0-1所示。
表0-1 祁阳方言调查发音人情况登记情况
表0-1 祁阳方言调查发音人情况登记情况-续表1
表0-1 祁阳方言调查发音人情况登记情况-续表2
二 书面材料来源
本书涉及的书面材料主要来自前人地方志和方言专著研究：（同治）《祁阳县志》；《湖南方言调查总结报告》（杨时逢，1974）；《祁阳县志》（祁阳县志编纂委员会，2004）；《祁阳方言研究》（李维琦，1998）；《湖南省志·方言志》（谢伯瑞，2001b）；《汉语方音字汇》（修订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2003）；《湘方言概要》（鲍厚星，2006）；《湘方言语音研究》（陈晖，2006）。其他材料一并在后附参考文献中列出。
第五节 符号及凡例说明
一 本书使用的国际音标符号
本书出现的音标均采用上海师范大学潘悟云教授研究开发的国际音标字体（IpaPanNew），现将文中出现符号列表如0-2、0-3所示。
表0-2 辅音
表0-2 辅音-续表
表0-3 元音
二 凡例
①“＿”为白读，双下划线“
”为文读。
②“
”表示齿化特征。
③“□”表示有音无字，或本有其字无法书写。
[1] 《永州府志·祁阳县志》，同治六年（18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