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一 选题背景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进程表明，现代化的进程不仅对应着经济结构的转变，同时对应着由传统的以农业就业为主向现代的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就业形态的转变。而劳动力由农村迁往城市，就是这一过程的具体体现。

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量劳动力从农村迁往城市，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从不发达地区流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发达地区。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我国在2000年的总迁移人口就已达1.44亿人，其中，省内迁移人口约为0.972亿人，跨省迁移人口约为0.339亿人。在省内迁移的人口中，由农村向城市的迁移约占52%；在跨省迁移人口中，农村向城市的迁移约占78%。[1]

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我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中，全国总迁移人口（在统计资料中，“迁移人口”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约为2.614亿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约为0.3996亿人，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约为2.214亿人。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全国总迁移人口增长了81.53%。

经典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之间存在着技术差异，因此，要实现农业现代化，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劳动力在这两个部门间进行再配置是一条必经之路，同时，两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大体趋同也是乡城劳动力迁移过程完成的必要条件。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74.7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5153.2元，前者是后者的3.33倍；而2005～2008年的相应数据分别为3.22倍、3.28倍、3.33倍、3.315倍。[2]由此可见，目前，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依然显著，我国的乡城劳动力迁移进程仍将继续，而这无疑也是我国在21世纪面临的重大社会变迁之一。

当前，随着转轨阶段改革开放的深入，学术界已经结合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相关理论，对我国乡城劳动力迁移以及与之相关的城市化问题给予了关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尽管如此，从乡城劳动力迁移本身探讨其对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并展开深入系统的分析和阐释的文献并不多。

人力资本主要是指体现在个人即劳动者个体上的资本，这种资本的形成需要对人本身进行投资，如对教育、健康、培训等的投资，这些都是形成人力资本的主要因素。人力资本的内涵主要强调以下两方面：第一，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从长期来看，其收益要远远超过对物质资本的投资收益；第二，人本身所具有的技能和知识，是一种极为重要的资源。

二战后，以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为出发点，很多西方经济学家将研究目光转向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农村劳动力迁移等领域。其中，以舒尔茨为代表的许多学者认为，在为欠发达国家提供的援助计划中，对厂房、机器设备等物质资本的投入固然重要，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则更为关键。这不仅能够大幅提高生产率，提升劳动力的技能和素质，带动经济起飞，还是缩小贫富差距和消除不平等问题的一剂良方。

作为一个拥有近8亿农民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不仅存在许多经济转型阶段的共性问题，如城市化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劳动力由传统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的问题，人力资本的投入、形成和积累问题，转型时期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等，同时，我国的转轨进程也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对城市人口严格控制，在制度设计上对城市、乡村实行严格分离，尤其是实行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制度体系，这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城乡二元经济格局的形成，造成了我国城市化水平偏低、农业普遍落后于工业的局面，这些制度因素也一直影响着经济协调发展和劳动力有效迁移的进程。农业劳动力难以顺畅地在城市就业、生活，农村劳动力迁移具有动态性和不稳定性，对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了影响。因此，对我国乡城劳动力迁移问题进行研究，不仅要考虑发展中国家转型阶段的共性问题，更要考虑植根于我国独特的制度环境和背景的乡城劳动力迁移的特殊性。

本书从乡城劳动力迁移入手，结合我国独特的制度环境以及乡城劳动力迁移的特殊路径，沿着乡城劳动力迁移对农村地区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这条主线，同时结合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对乡城劳动力迁移以及如何合理有效地推进乡城劳动力迁移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指出这些问题的症结，提出有效的政策建议，这是本书的主要研究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