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缘起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对一个国家来说，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2013年4月，习近平在给清华大学的贺信中指出：“教育决定着人类的今天，也决定着人类的未来。人类社会需要通过教育不断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需要通过教育来传授已知、更新旧知、开掘新知、探索未知，从而使人们能够更好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更好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2013年9月25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教育第一”全球倡议行动一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视频贺词中提出：“努力发展全民教育、终身教育，建设学习型社会，努力让每个孩子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努力让13亿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获得发展自身、奉献社会、造福人民的能力。”2016年9月9日，习近平在北京市八一学校考察时强调指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不断促进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要加强对基础教育的支持力度，办好学前教育，均衡发展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特别是要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保障贫困地区办学经费，健全家庭困难学生资助体系。要推进教育精准脱贫，重点帮助贫困人口子女接受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让每一个孩子都对自己有信心、对未来有希望。”2013年8月29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多次指出：“教育公平具有起点公平的意义，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可以使人们通过自身努力，提升参与平等竞争的能力，这有助于促进社会纵向流动。”可见，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教育事业、教育公平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这种认识和理念今后如果能够顺利转换为行动和实践，将会有效提升整个中国社会的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深刻改变未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局面。

现代意义上的教育本质上是西方现代性的产物，它伴随着西方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而逐步发展，伴随着西方社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学科知识的创新完善而不断发展。中国自近代以来被迫融入西方世界主宰的全球化进程中，清末开始“新学”逐步代替传统科举知识，从而在教育形式和内容上开始与世界逐步接轨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才真正能够以统一的力量推进教育事业发展，大力推进义务教育普及，整个国家的国民基本素质得到显著提升。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中国刚刚起步的教育事业一度停滞甚至倒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高考”的恢复，整个国家的教育体系真正开始步入正常的发展轨道。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全社会对人才的需要急剧扩大，国家在20世纪末开始大力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战略，短短几年间快速扩大了全社会高等教育机会总量，也同步带动了义务教育、中等教育的规模扩展，整个国家的教育事业呈现“跨越式”发展态势。下面就从高等教育的动态变化来看我国教育事业在规模发展上的巨大成就。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反映一个国家高等教育机会供给总量的重要指标。国际上通常认为，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以下时处于精英教育阶段，15%～50%处于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50%以上处于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历年变动可以直观地反映出我国高等教育机会扩展的速度，也可以初步判断中国高等教育所处的发展阶段。1978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1.55%，1988年达到3.7%，1998年升至9.76%。1999年开始实施高校大扩招，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快速上升，2002年达到15%，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阶段进入大众化阶段。2007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2010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6.5%。2012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0%。2015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更是达到36%。据2016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6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699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2.7%，已经超过全球中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本书根据教育部等相关权威部门公布的数据，制作出1978～2016年全国历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变动图（见图1-1），从图1-1可以清晰直观地看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变化情况。1978～199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几乎没有明显变化，这期间的高等教育可以说是纯粹的“精英教育”，大学一毕业由国家包分配，不存在毕业生就业问题，考上大学几乎就等同于拿到国家“金饭碗”，“一考定终生”现象十分明显。1992～2000年，随着市场经济的大力推进，全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在逐步增大，国家也开始逐步扩大了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这期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呈坐标上低角度的稳定增长趋势。2000～2005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呈坐标上更大角度的直线上升趋势，2005年年底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2000年数值的2倍。2005～200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上升趋势有所缓慢，5年间仅提高3.2%。2005年至今，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又恢复了坐标上大角度的上升趋势，可以说实现了跨越式大发展，一旦超过50%，将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

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大扩展，不仅全国高校在校生的总量规模迅速扩张，而且不同学历层次的数量分布也发生了深刻变动。近些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的学历层次分布也不断向高层次转移。不少高校追求建立研究型院校，其中有一些高校研究生总数甚至超过本专科生总数。从全国历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人数（1994～2014年）来看（见表1-1），1994年招生人数为4.2万人，1999年招生人数为7.2万人，2004年达到27.3万人，2009年达到44.9万人，2014年达到55.1万人。从全国历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人数动态示意图（1994～2014年）来看（见图1-2），2000年以后我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高速扩张，在坐标上呈现大角度的直线上升增长趋势。从全国历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人数（1997～2014年）来看（见表1-2），1997年招生人数为1.29万人，1999年招生人数为1.99万人，2004年达到5.31万人，2009年达到6万人，2014年达到7.1万人。从全国历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人数动态示意图（1997～2014年）来看（见图1-3），1997～2004年间我国博士招生规模迅速扩张，但2005年以后在坐标上仅呈现小角度的上升趋势。

图1-1 全国历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变动图（1978～2016年）

表1-1 全国历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人数（1994～2014年）

图1-2 全国历年硕士招生人数动态示意图（1994～2014年）

表1-2 全国历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人数（1997～2014年）

图1-3 全国历年博士招生人数动态示意图（1997～2014年）

应该肯定的是，一方面，我国自1999年实施高等教育大扩展战略以来，全社会拥有的高等教育机会总量得到了明显扩大，迅速地弱化了我国高等教育历来所具有的精英教育属性，高等教育自2002年后进入了大众化发展阶段，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极大地提升了全社会人口的能力和素质，为中国今后的快速发展储备了巨大的“人才红利”。但另一方面，在高等教育扩大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其内蕴的教育机会分配不公平问题，高等教育机会分布是否公平是考察教育获得的重要视角。近些年来曝光的一系列数据和社会情绪都已经明显地反映出教育机会、教育公平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高等院校特别是重点大学的农村学生比例自1999年以来明显下降。以北大、清华为例，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30%落至10%，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2013年，北京大学首次公布了该校的本科生招生总数和农村生源比例，在3145名本科生中，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为14.2%。据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对于1978～2005年近30年北大学生家庭出身的统计结果发现：1978年至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约占30%，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数据开始明显下滑，1999年高校大扩招之后仍然显著下降，2000年至2011年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10%左右。同样，从其他几所重点大学如东南大学、山东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近些年招生情况来看，农村生源新生比例也总体偏低，与整个国家城乡人口比例严重不匹配，即使以“农业”为本的中国农业大学在2013年招生中的农村生源新生比例也只有24.34%（见表1-3）。另外，从动态数据看，中国农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历年招生中农村生源新生比例变动趋势总体向下，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农业大学招生中农村生源新生比例从2002年的34.66%迅速下降到2013年的24.34%，几乎呈快速下降趋势（见图1-4）。这一系列统计数据无声地呈现了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分布不公平的客观现实情况。与此同时，整个社会关于教育的看法和情绪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寒门再难出贵子论”“新读书无用论”等说法再次甚嚣尘上。事实上，“新读书无用论”并不是对知识本身的简单否定，而是对读书所带来的预期收益持否定态度，当前过高的高等教育支出与日益微弱的教育回报率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严重打击了贫困弱势家庭对于子女教育的投资积极性。“新读书无用论”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许多农村家庭发现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大学生的毕业收入却不如家中早早在外“打工”的兄弟姐妹，于是就对子女的未来教育抱无所谓甚至不支持态度。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个考上成都某师范院校本科的女孩玲玲，为了上大学与父亲进行着一轮又一轮的谈判和斗争，女孩的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差，完全供得起她上大学，但她父亲却坚决不同意女孩上大学，并给记者算了笔账说，“学四年学费加生活费要8万，如果高中一毕业就打工，四年至少可赚8万，一来一回就是16万。这16万拿去做首付买房子，或者开个店做生意都能赚钱。拿去读大学，毕业后也许找不到工作，或者找一个工作每个月就两三千元，又要四五年才能赚回这16万。读大学是肯定会失败的投资”[1]。这个父亲的极端做法十分冷酷无情，但是成都当地一家新闻门户网站对玲玲的遭遇发起了一项网络民意调查，该调查共有1万多名网友参与，其中居然有71%的受访者支持玲玲父亲的看法。虽然说网络民间调查代表性不够，但这也确实反映了当下社会对于教育成本收益的理性理解，反映出部分社会成员对一般教育收益预期的负面认识，影响到相当部分家庭对于子女教育投资的积极性，这种社会情绪变动无疑不利于教育机会的公平配置。可以说，当前这个现象反映的不只是一个父亲的个别问题，而是应该引起反思和警醒的社会问题。

表1-3 部分高校近年招生农村生源新生比例[2]

图1-4 三个学校农村生源占当年学生数的比例变动图[3]

高等教育的获得情况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结果上的教育公平或不公平，其实质也是前期义务教育、中等教育、职业教育等一系列教育筛选、教育分流等过程生成的后果。也就是说，高等教育机会公平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仅仅是高校招生就业、教育培养等单方面的问题，而是从基础教育开始就不断累积起来的系统性的社会不公平问题。可以说，教育不公平是每个个体成员在其生命历程中可能面临的起点不公平、过程不公平和结果不公平。教育不公平最突出地表现为教育机会获得上的不公平，具体体现为阶层间、城乡间、性别间等各个层面上教育机会分布的不均衡。党的十八大提出，要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机会公平，从根本上影响一个社会的生机活力，是整个社会公平的起点，是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核心要点。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教育机会公平的实现程度事关一个社会最基本的起点公平，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拥有最基本、最基础、最初始的机会公平。如果任凭教育机会不公平在一个社会中长期存在，整个社会公平的基础大厦将在潜移默化中被破坏殆尽。因此，教育公平，尤其是教育机会公平的问题必须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和得到及时研究。

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社会从“总体性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大转型，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大转变。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大幅推进，目前我国已经总体上进入工业化中期，局部地区已经进入到工业化后期；我国已经形成初具规模的网络社会，网民数量已达4亿多，网络化、信息化明显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发展状况；我国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城镇常住居民人口数量在中国历史上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流动在数量规模上、区域分布上发生了突破性的变化；市场化进程不断推进，金融证券化、住房商品化、就业市场化、财产合法化等极大地推动了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加入WTO后，全球化、国际化步伐日益加快，国内外人口流动和进出口贸易规模不断推大，国际影响力、社会对外开放度日益提升。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短短几十年经历了西方社会几百年的变迁过程，高度浓缩的社会深度大转型带来了整个社会状况的根本性转变，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分化也日益严重。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整个社会的教育运行体制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相应地，社会成员的教育获得状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虽然从总体上看整个社会的受教育机会在规模数量上得到明显增加，但同时也呈现弱势群体受教育机会在质量收益上的弱化趋势，教育不公平尤其是教育机会不公平问题近些年来日益凸显，已经成为影响整个社会公平正义的热点问题，迫切需要我们社会学界开展深入的学术研究。正是基于上述考量，笔者也将课题研究的关注点聚焦到这个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