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取通知书到的那天，林婉玲撕了它。
纸张碎裂的声音很清脆，像某种骨骼折断的声响。碎片从二楼窗口飘下去，落在陈浩然仰起的脸上。他笑了，露出那颗她最喜欢的虎牙。
“真撕啊？”他在楼下喊，声音混着七月粘稠的风。
婉玲没回答。她看着书桌上另一张纸——去深圳的长途汽车票，两天后的。父母在楼下吵，母亲在哭，父亲在砸东西。这些声音都隔着一层毛玻璃，只有陈浩然的脸清晰得刺痛。
“你会后悔的。”昨晚母亲跪在她房门口，额头抵着门板，“玲玲，妈是过来人，爱情真的不能当饭吃。”
婉玲当时在收拾行李。行李箱是十六岁生日时父亲买的，粉红色，印着Hello Kitty。她正把那些印着重点大学logo的笔记本拿出来，塞进几件夏天的裙子。
“妈，”她没开门，“没有他，我吃饭都不香。”
母亲静了很久，久到婉玲以为她走了。然后门缝底下塞进来一个信封，厚厚的。
“拿着，”母亲的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别让他知道。”
八千块钱。崭新的钞票，捆得整整齐齐。婉玲捏着信封，听见母亲下楼的脚步声，一步一步，踩在她的心脏上。
现在，她站在窗前，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家。父亲收藏的瓷器碎在客厅地上，母亲最爱的兰花从阳台上摔下去，花盆四分五裂。这些都是她十九年人生的锚点，现在被她亲手拔起。
她拎起行李箱，转身下楼。
“你今天踏出这个门，”父亲挡在玄关，眼睛通红，“就永远别再回来！”
瓷碗在她脚边炸开。有一片擦过她的小腿，血渗出来，在白色的袜子上晕开一朵小小的花。陈浩然冲进来，一把将她拉到身后。
“叔叔阿姨，我会对婉玲好的。”他背挺得笔直，但手在抖，“我发誓。”
父亲盯着他看了很久，突然笑了。那笑声很空，像从一口枯井里传出来。
“发誓？”他说，“小子，你拿什么发誓？你连高中毕业证都没拿到。”
陈浩然的脸白了白，但握着婉玲的手更紧了。
“我会挣钱的，”他说，“我会给她全世界。”
很多年后，婉玲在洗菜时想起这句话。水龙头哗哗地流，她盯着自己的手——因为常年泡在水里而发白、起皱的手。那时候她才明白，十九岁的男孩说的“全世界”，其实只有他的怀抱那么大。而怀抱是会松开的。
但那天，她信了。
她跟着他走出家门，没回头。阳光很刺眼，蝉鸣震耳欲聋。陈浩然的手心全是汗，湿漉漉地包裹着她的手指。他们跑过熟悉的小巷，跑过街角的奶茶店，跑过贴满补习班广告的电线杆——跑向她以为的自由。
长途汽车摇摇晃晃开了二十个小时。婉玲靠在他肩上，看窗外风景从平原变成丘陵，从田野变成工厂。夜色降临时，她小声问：
“浩然，你怕吗？”
“怕什么？”他亲了亲她的额头，“有你在，我什么都不怕。”
车厢里有人在放歌，很老的粤语歌。歌词飘进她耳朵里：“但凡未得到，但凡是过去，总是最登对。”
她那时候不懂。不懂“登对”是要用一辈子去验证的，不懂“得到”之后还有漫长得望不到头的“以后”。
深圳的夏天闷热得像蒸笼。他们租的第一间房在城中村，十平米，窗户对着另一面墙。蟑螂在天花板上爬，水管半夜会发出怪响。婉玲在便利店找到工作，站一天八十块。陈浩然跟着老乡去工地，回来时满身水泥灰。
第一个月发工资，他带她去吃麻辣烫。二十块钱，点了满满两大碗。热气升起来，模糊了彼此的脸。
“等攒够钱，”陈浩然咬着鱼丸，“我们就开个小店。你当老板娘，不用这么辛苦。”
婉玲用力点头，辣得眼泪直流。她以为那是幸福的眼泪。
很多年后她才意识到，穷人的爱情是靠“等”字撑着的。等有钱了，等孩子大了，等机会来了。等着等着，青春就等没了，爱就等淡了，人就等老了。
但那时候她不知道。她只知道，每天晚上，陈浩然会给她打洗脚水。水温总是刚好，他还会笨手笨脚地给她按摩脚底。
“疼吗？”他问。
“不疼，”她说，“舒服。”
这是他们贫穷生活里最奢侈的仪式。一盆热水，两个年轻人，一个关于未来的、模糊但温暖的梦。
悦悦就是在那时候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