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怀孕时，婉玲在厕所吐了第三次。晨吐，便利店阿姨说的，“肯定是有了”。
验孕棒上是两条红线。很红，红得像血。她盯着看了很久，久到眼睛发酸。
那天晚上，她把验孕棒放在陈浩然面前。他愣了几秒，然后跳起来抱住她，转了一圈。
“我要当爸爸了！”他喊，声音大得整层楼都能听见。
婉玲被他转得头晕，心里却泛起甜蜜的恐慌。他们存款只有三千块，房租下个月要交，她的工作刚过试用期。
“浩然，”她小声说，“我们养得起吗？”
“当然养得起！”他拍胸口，“我明天就去跟工头说，给我多排班！我要挣好多好多钱，让你和宝宝过上好日子！”
他确实更拼了。白天在工地，晚上去物流仓库搬货。有时候回来，累得澡都不洗就倒头大睡。婉玲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便利店的工作做不了了，她开始接手工活——串珠子、贴标签、折纸盒。一件几分钱，她做到手指起茧。
悦悦出生在来深圳的第二年春天。
产房外，陈浩然握着她的手，手在抖，汗津津的。
“别怕，”他说，不知道是对她说还是对自己说，“我在呢。”
阵痛来了又去，像潮水。婉玲在疼痛的间隙里，突然想起母亲。想起自己出生时，母亲是不是也这样疼？父亲是不是也等在产房外？
然后剧烈的疼痛淹没了一切思考。
悦悦哭出第一声时，婉玲精疲力尽地转过头。护士抱着一个小小的、皱巴巴的肉团给她看。
“女孩，”护士说，“六斤二两。”
婉玲看着那个小生命，眼泪毫无预兆地涌出来。不是喜悦，不是感动，是一种更深邃的、近乎恐惧的情绪——从此以后，她不再只是林婉玲了。她是某个人的母亲，这个身份将像胎记一样，跟随她一生。
陈浩然凑过来，眼眶也是红的。
“辛苦了，”他亲了亲她的额头，“我们的女儿，真好看。”
婉玲想说，新生儿都皱巴巴的，哪里好看了？但她没说。她只是虚弱地笑了笑，然后闭上眼睛。
月子在出租屋里坐的。母亲没来——自从她私奔后，母亲只打过一次电话，说“你选的路，自己走完”。倒是陈浩然的妈从老家来了，带了二十个土鸡蛋，和一肚子规矩。
“不能洗头，会头痛。”
“不能下床，会子宫下垂。”
“多吃猪脚，下奶。”
婉玲躺在床上，闻着自己头发馊掉的味道，听着孩子在哭，婆婆在厨房剁猪脚，隔壁夫妻在吵架。她觉得自己的世界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收窄，从一片原野，收成一个十平米的房间，再收成一张床。
陈浩然越来越晚回家。说是加班，但身上有时会有香水味。很廉价的花香，不是她用的那种。
她问过一次。陈浩然立刻炸了：
“我累死累活在外面挣钱，你就在家怀疑这个怀疑那个？林婉玲，你能不能懂点事？”
那是他第一次连名带姓叫她。语气里的不耐烦，像一根针，扎进她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她没再问。不是信了，是累了。
宇轩是在悦悦五岁时来的。意外怀孕，陈浩然说“生下来，儿女双全多好”。婉玲想说我们连一个都养得吃力，但她看着悦悦亮晶晶的眼睛，说“妈妈要给你生个小弟弟还是小妹妹呀”，就没能说出口。
第二次剖腹产，麻药过后疼得她整夜睡不着。陈浩然在陪护床上打呼噜，悦悦被婆婆带回老家了。她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看着天花板上的霉点，数着时间一秒一秒地过。
护士来查房，是个很年轻的小姑娘。
“你老公睡得真香。”小姑娘小声说，带着点同情。
婉玲笑了笑，没说话。刀口疼得她连呼吸都要小心翼翼。
宇轩的到来让经济更加捉襟见肘。陈浩然换了几份工作，都不长久。他开始喝酒，喝完就抱怨——抱怨老板刻薄，抱怨同事使绊子，抱怨命运不公。
“要是当年我没跟你来深圳，”有一次他醉醺醺地说，“我现在说不定也发财了。”
婉玲正在给宇轩喂奶，听到这话，手抖了一下。奶瓶掉在地上，奶洒了一地。
“你什么意思？”她问，声音很平静。
“没什么意思。”陈浩然摆摆手，倒在沙发上，很快打起呼噜。
婉玲蹲下去擦地板。奶渍渗进瓷砖缝里，怎么擦都擦不干净。就像有些话，说出来了，就再也收不回去。
争吵成了家常便饭。为钱吵，为孩子吵，为谁洗碗谁拖地吵。最穷的时候，他们连五块钱的公交费都要算计。婉玲学会了去菜市场捡收摊时便宜的菜，学会了把悦悦穿小的衣服改给宇轩穿，学会了在超市试吃区多转几圈。
有一次，悦悦幼儿园要交郊游费，一百二十块。婉玲掏遍所有口袋，只有八十三块五毛。她给陈浩然打电话，响了很久才接。
“我在忙，”他那边很吵，“什么事？”
“悦悦要交钱……”
“又交钱？上个礼拜不是才交过？”他打断她，“你告诉她，家里没钱，别去了。”
电话挂了。婉玲握着手机，站在幼儿园门口。悦悦仰着小脸看她，眼睛里满是期待。
“妈妈，老师说要去动物园，可以看到大熊猫！”
婉玲蹲下来，摸摸女儿的头。
“悦悦，”她说，“我们下次再去，好吗？”
“为什么？”悦悦的嘴瘪了，“小朋友们都去……”
“因为妈妈今天有点不舒服，”婉玲撒谎，“我们回家，妈妈给你讲故事，讲大熊猫的故事，好不好？”
那天晚上，婉玲把结婚时他母亲给的金戒指卖了。很小的一枚，换了六百块钱。她交了郊游费，剩下的买了肉。很久没吃肉了，孩子们吃得很香。
陈浩然回来闻到肉香，问：“哪来的钱？”
“我把戒指卖了。”婉玲说。
他愣了一下，然后摔了筷子。
“那是我妈买给你的！你就这么卖了？”
“不然呢？”婉玲也提高了声音，“让孩子看着别人去玩？让孩子天天吃白菜土豆？”
“所以你就卖东西？下次卖什么？卖血？”
那是他们吵得最凶的一次。悦悦吓得大哭，宇轩也跟着哭。陈浩然摔门而出，三天没回来。
第四天他回来时，带了一束蔫掉的玫瑰花，和一瓶劣质香水。
“对不起，”他说，“我压力太大了。”
婉玲接过花，没说话。她把花插进花瓶，第二天就谢了。花瓣掉在桌上，像干涸的血迹。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在争吵与和解之间摇摆，在贫穷与挣扎之间匍匐。婉玲看着镜子里自己的脸——才二十八岁，眼角就有了细纹，眼神里的光一点点黯淡下去。
有时候她会做同一个梦：梦里她还是十九岁，站在家楼下，手里攥着那张撕碎的通知书。梦里的她没有跳上那辆长途汽车，而是转身回了家。梦里的父母还在吵架，但当她推开门时，他们都停下来，看着她。
然后她就醒了。醒来是陈浩然的鼾声，是孩子夜里的啼哭，是窗外城中村永不熄灭的灯光。
她摸黑起来，给宇轩冲奶粉。动作熟练得像呼吸。水温要刚好，奶粉要三勺，摇匀不能有气泡。
做着这些时，她会突然想起十九岁那年，她以为自己选的是爱情。
其实她选的，是一种生活。而这种生活，正在一口一口，吃掉那个叫林婉玲的女孩。